治疗师在这儿通过安抚、整合、积极赋义等重要的治疗手段用适当的言语告诉病人他们理解病人正在遭受的内心的斗争。Gedo在较早的时候（1981）说：“我不把它们称为解释，因为它们不是以对含义模糊的信息的阅读为基础的，相反，它们是用自然科学家的模式和自然法则的指令来进行直接地观察的”。当治疗师在对病人做（经典的）解释时，病人并没有对这些明确的解释做出反应:“当治疗师在对压抑的含义进行确切的解释时，病人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即用这些知识去重新评价他们自身熟悉的方面。通过观察，我认为这些基本生物体上的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心理上的表现”。在这本书中，Gedo把他所说的超越解释的技术与一系列的治疗技术进行了比较，如Model所说的无解释技术，此技术以给病人提供一个“可控制的环境”为特征。还有Zetzel和Greenson的以建立“治疗联盟”为特征的技术，以及Kohut的以“投情氛围”为特征的技术。

　　Gedo的这种概念在精神分析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1981的《精神分析调查杂志》中刊登了六篇评论Gedo的“超越解释”的理论的文章和Gode对这些评论的回应。有三篇文章的作者明确的宣称他们属于美国自我精神分析流派。其中，Meissner基于其对分析作为理论系统的强烈兴趣，认为Gedo的努力是想为精神分析建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框架，使一种有科学基础的元心理学能最终与生物学的要求相一致。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个论点在Gedo的理论中并未获得解决，而且我可以肯定，此观点对于Meissner的理论比对Gedo的理论更重要。Rengell一方面对Gedo的临床的和理论的革新的价值和位置持谨慎和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理解Gedo的工作关注的不是在解释之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一行为实质上的不同含义。他还认为, Gedo在他的自我组织概念纲要中，可能过于强调解释在整个自我组织中的力量，其代价是模糊其中所包含部分（如驱力、防御、冲突、焦虑和妥协性）形成的推动性作用。Rangell则致力于讨论在精神分析中临床和治疗的平衡，面对面中的任何暗示的倾向都受到他的注意。Dewald认为如果用传统的观点把Gedo对严格的精神分析的解释性干预的背离看作是对完全引导的精神分析的污染，则可能错过使精神分析完善的机会和转换成其它心理治疗的努力，这些治疗如Dewald所认为的，常常可以使重要的症状和行为得到改善，这也是Gedo宣称的道路。

　　另外三篇文章都是从Kleinian的观点出发，完全赞同Gedo对Hartmann的自我心理学结构的背离。Hartmann的理论是他们一开始就不赞成的。Gedo关注于早期移情即生命早期阶段的回响的解读也是他们赞同的，即使他们认为在后期要有必要证明这一点。但如所料的，他们强烈反对Gedo的“在儿童早期没有真正的精神生活的假设和他认为对这些阶段现象移情的表述的分析需采取超越解释的技术”的理论。他们说：“我们与Gedo在精神生活的最初领域的进行解释性理解的可能性的不同来源于我们对早期经历的本质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这些早期阶段的心理是可以被分析的……尽管它们不能被病人所表述”。

　　Gill认为对移情的解释几乎等于分析工作的全部，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一方面赞同Gedo对分析过程中人际间相互作用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注重，这种累积领悟的解释性成就是经由持续的工作贯通而来。另一方面，他反对Gedo把人际间相互作用（病人对治疗关系的感知和他对治疗师的明智或不明智的行为的反应）看作是无意的和被分析的，而胜于被Gedo故意使用“超越解释”。Gill说：“我认为每一个解释都象其他的干预技术一样，同时也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经历。我们的分歧在于我反对把这种人际作用故意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我坚持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不经意的人际关系应该被发现和解释”。因为在Gill的理论中，既然精神分析中每件事都可以被解释，也必须被解释，所以Gill责备Gedo在“精神分析事业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骑墙态度，他认为Gedo企图把自己一部分放在解释的阵营中，这一点是与Gill相同的，而另一部分又放在自然科学的阵营中，这一点则是Gill要极力避免的（但这却是Meissner赞同Gedo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