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尚在望精神分析之门时的拙作，有幸刊载在母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的增刊上）

　　100多年以来，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从未间断过。这些批判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同时又或多或少带有对该理论的误解或苛求，以至于造成心理学界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偏见和排斥。本文力图澄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容和精神分析方法的相关问题。

　　（一）对内容批判的分析：

　　1、泛性论：

　　批判泛性论的人有两类，一类以部分精神分析家为代表，例如荣格、弗洛姆等，他们认可性欲论的价值，但不承认性的普遍动力性，荣格曾说，“我希望把性欲本身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虽然它无疑是非常深远和非常重要的”①；另一类则是精神分析的外行，他们仅知道弗洛伊德的观点，并不具备精神分析的视角，他们将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视为无稽之谈，甚至将弗洛伊德视为“色情狂”。性是否具有普遍动力性即泛性论的观点能否成立非此文的能力所及，此处仅力图澄清对弗洛伊德性欲论的普遍误解并探索误解产生的原因。

　　首先，弗洛伊德明确提出，“性本能似乎起初是独立于对象的，它的起源也非对象的吸引使然”②，他认为性体验与性对象是分离的；其次，弗洛伊德指出了性体验的范围即快感区，这些快感区主要包括口唇、肛门、性器和部分内脏组织，他发现了这些快感体验的一致性并将其称为性欲，而他所说的动力正是这些具有一致性的快感；最后，性不是无源之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性的发展历程，指明了性发育不是从青春期突然出现，而是从出生开始就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因此弗洛伊德所说的性与常识意义上的并不相同，它是一种不依赖于性生活和性信息的、生成的、弥散的、具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快感体验。例如，小男孩在青春期前遗尿和在青春期后遗精都能获得性快感，只是方式不同。

　　在泛性论的问题上，误解的产生似乎是很难避免的。多数接触到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并不具备精神分析的视角，当碰到“性”这个经常和“恶”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时，很容易进入到常识性的思考而误读弗洛伊德，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期间弗洛伊德所遭受的口诛笔伐就是实证。同时，弗洛伊德的理论视角和阐述方式也起了混淆视听的作用。首先，弗洛伊德以一个成人男性的视角和描述成人的语言来阐述性欲发展阶段论，就使得儿童与成人的界限模糊不清，对儿童的描述总要受到成人信息的干扰，难于将儿童还原为其本来面目；其次，弗洛伊德泛性论的主要着作《性学三论》中缺乏精神分析式的阐释，而多为理性描述和结果报告，使读者很难从着作中理解他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所谈论和批判的泛性论指的是弗洛伊德前期的性欲理论，而并不关注弗洛伊德后期的性欲论，弗洛伊德后期性欲论的核心概念“生的本能”就从未形成过有规模的讨论。这可能是由于弗洛伊德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执着的减弱和外在压力的逐渐增强，他不再强调性的体验转而探寻性的深层内涵和象征意义，从而摆脱了与文化禁忌间的纠葛。

　　2、生物学倾向：

　　这是我国心理学史界对弗洛伊德理论内容所持的批判观点，这一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批判弗洛伊德夸大人的自然性、贬低人的社会性，忽视社会因素对人的作用，将人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二是批判弗洛伊德强调人的潜意识，忽视和贬低人的意识。这种观点从一种宏观的、社会的、唯物的视角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审视，能够使人从一种“跳出来”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理论形成一种清醒的认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本人的视角被消解掉了，而弗洛伊德本人的视角也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首先，弗洛伊德传承进化论，提出了“意识是可称为意识知觉的一种特殊系统的功能”③，并在解剖结构和胚胎发展中找到了这一命题的可靠证据，从而在不否认和排斥意识的基础上将人的心理世界拉回到生物进化的线索中，为对人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更加客观和冷静的视角，也对猖狂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其次，作为一名医生，弗洛伊德一直坚持着人的身心统一性，他的每一个理论的建立都和人的生理特征联系在一起，只有找不到与生理特征的联系时，才会提出纯粹的心理假说（力比多理论），并且即使是纯粹的心理假说，他也不会忘记其科学的量化特征。弗洛伊德的时代正是心理科学建立的初期，弗洛伊德本人所做的正是将精神分析同解剖学、生物学、物理学建立联系的尝试，只是弗洛伊德研究的是人的复杂的深层心理世界，这种科学化的尝试就不如研究简单感觉的心理物理学有说服力。最后，认为弗洛伊德忽视社会因素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点并没有社会因素的位置，但其精神分析方法和理论内容中处处关注着社会因素：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序言中指出，精神分析“较之于素质因素，偶发因素较为偏重”④，而偶发因素则包含在社会因素中；从具体内容看，自我和现实原则都是对应社会因素，并强调其塑造作用。

　　（二）对方法论批判的分析：

　　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家的区别在于他们理论的内容，而精神分析的方法却是共同的，主流心理学站在实证科学的立场上对精神分析提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质疑：

　　1、缺乏科学实证：

　　精神分析并没有走一条实证科学的道路，这一方面由于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医生更加重视进行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和检验精神分析理论。另一方面，实证科学本身并不能够满足弗洛伊德的研究要求：首先，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潜意识已经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证研究仅限于研究人的感觉和大白鼠，想要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其次，弗洛伊德虽然坚持身心统一性，即人的生理与心理存在对应，但是想要通过检测潜意识的生理指标来对其理论进行验证至今为止还是不可能的；最后，实证方法不能对人的体验进行研究，因为客观的实验手段和客观的实验观察者会将被试的体验性成分消解掉，而弗洛伊德力图探究人的潜意识，这就要求保持被试潜意识体验的完整性。因此，虽然精神分析缺乏科学实证，但至今为止精神分析依然是无法被实证方法取代的探索人的心理世界的一把钥匙，精神分析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以现在的方法论观点来看，弗洛伊德在其理论探索阶段主要采用的是观察法和个案法，而这两种方法已被证明是心理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对精神分析的实证研究在西方兴起，精神分析理论缺乏实验证据的缺点也有望得到解决。

　　2、以神经症患者为对象的研究结论的推广性：

　　这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精神分析的命运。人们从常识意义上认为神经症患者是不正常的，认为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有素质的差别。但精神分析不强调素质因素，不将人视为结果，而是将人视为动态的、生成的、历史的人，无论是神经症患者还是常态人群都是在各种偶发因素与本能、自我的交互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并且，弗洛伊德经过长期的精神分析实践指出，神经症患者与常态人群的心理世界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后来的精神分析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起初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的对象都是神经症患者，随着精神分析学的成熟，进行精神分析的非神经症患者逐渐增多，到了弗洛姆进行精神分析的时代，神经症患者已经从精神分析对象的多数变为少数，假如精神分析结论不能向常态人群推广，那么对常态人群进行精神分析是不可能的。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精神分析的对象都是有心理问题的人，因此不能向正常人推广，但事实是除了极少数心理绝对健康者外，绝大多数人处于心理亚健康和心理疾病状态，差别只是去不去看心理医生。

　　另一方面，在精神分析理论建构初期，弗洛伊德以神经症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需要的。精神分析力图探究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而神经症患者尤其是癔症患者相对于有一般心理问题的常态人群更容易将其潜意识体验表达出来，因此也就是最好的精神分析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对神经症患者的研究，精神分析的建立是不可想见的。

　　心理学界学派林立，学派之间缺乏整合。心理学的主流——无论是过去的行为主义还是现在的认知心理学，其主要研究领域都不包含心理健康的概念。对心理健康缺乏认识而站在实证科学立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推广性提出质疑应当说是心理学的不幸。

　　3、咨访关系的交互作用对研究资料真实性的影响：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之前，首先要说明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自科学和哲学分裂以来，科学研究一直处于各个学科各自为政相割裂的状态，某些学科所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推广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无论哲学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走得多远，科学家们仍然多数都在坚持古希腊时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有一个可以被认识并丝毫不受人影响的客观世界的存在。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早在科学哲学初期，汉森就明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指出任何经验事实都包含了发现者的认识，到了近代，量子力学的发现证明，连去认识不受人影响的客观事实都是不可能的（测不准原理）。这昭示了只要有人的因素在，一种纯粹客观的研究就是不可能的，对科学研究客观真实性的苛求只能是一个无法达到的幻想。

　　对于心理学来说，这种幻想更难实现。需要承认的是，在咨访关系的交互作用中精神分析师是否得到了患者的客观资料确实值得怀疑，但如果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心理学研究则无法继续，因为心理物理学实验中被试的感觉差异是否真实值得怀疑，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被试是否伪装值得怀疑，心理测量中被试是否真实作答值得怀疑等等，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只有行为主义才能更加客观，因为其研究对象是大白鼠。

　　因此并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的苛求，需要的是对这个怀疑进行验证。精神分析动态的治疗实践正是对个案资料进行不断的验证，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分析理论也得到了扩充。

　　总结：

　　弗洛伊德的理论内容和文化禁忌间的纠葛甚多，很容易使人在接触到其理论时陷入常识性的思考，因此面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需要具备精神分析的视角。这种精神分析的视角一方面要求弱化意识的羁绊深入到潜意识领域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求一种历史的态度，例如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将其理解为既定的结果，而是力图追溯他行为产生的渊源，他的经历，他的童年期，将其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

　　自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以来，以实证方法为中心形成了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路线，不以实证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心理学流派一直处于心理学的次要地位，影响巨大的精神分析学也不例外。然而返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实证方法并不能成为任何心理学问题的最有效研究手段，至今为止，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进行探究的最有效手段依然是精神分析，主流心理学一直以来的以方法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显然是有问题的。在心理学尚未有普遍有效的研究方法诞生之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显然更有利于心理学派间的交流、互补和心理学整体上的进步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