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主体与象征秩序

　　□资料来源；Eagleton, Terry. (1983).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吴新发译，（1993），《文学理论导读》，台北：书林。）（引文所标页码为中译本页码）

　　1.我们可以将对镜自揽的幼儿视为某种“符徵”（signifier）--某种可以授予意义东西--而监于镜中的形象则是某种“符旨”（signified）。幼儿所见的形象总是其自身的“意义”。…换言之，我们可将揽镜一事当成隐喻解读：某一方（幼儿）在另一方（映像）中发现予自身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完满的世界，没有任何匮缺或多余，站在镜前，“符徵”（幼儿）在映现的符旨发现了某种“充实”、完整无缺的同一体。符徵与符旨、主体与客体之间，犹未呈现裂缝。（p. 207-208）

　　2.随着父亲的介入，儿童就投入后结构主义的焦虑之中。现在，儿童必须了解索绪尔的观点，亦即同一性的产生只是差异性的结果--某一词语或主体，只有在排除其他词语或主体时，才会成为现在的模样。耐人寻为的是，儿童初次发现性别差异，与其发现语言，几乎是同时。在接近语言的过程中，幼儿无意识地学到，某一符号必须异于其他符号，才会具有意义，而且符号预设了它所表示的客体不存在。我们的语言“代替”了客体：在某一意义上，一切语言都是“隐喻的”，亦即，它取代了某种对于客体直接而无言的占有。（p. 208）

　　3.〔儿童〕终于察觉，他的主体身分是经由他与周遭其他主体的差异关系以及类同关系所建构而成。接受这一切时，儿童乃由想像态的表册转入拉康所谓的“象征秩序”：亦即预先既与的社会与性别角色结构，以及组成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关系。（p. 209）

　　4.儿童现在必须服从一项事实，亦即，他绝不可直接接触事实，特别是现在受禁止的母体。他已经由“完满”、想像态的占有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语言是“空洞的”，因为它只是无止境的差异与匮缺的过程，儿童不再拥有任何充实的东西，现在只能沿着一条可能无限的语言锁链，由一个符徵转到另一个符徵。某个符徵指示另一个符徵，它又指示另一个符徵，如此等等，以至无穷。镜像的“隐喻”世界已经让位于语言的“换喻”世界。（p. 209）

　　5.由某一符徵转到另一符徵，这种可能无有止境的运动，即是拉康所指的欲望。一切欲望源于匮缺，欲望不断奋力填满匮缺。人类的语言赖此匮缺而生作用：符号所指示的真实客体付之阙如，文字必须依赖缺乏与排斥其他文字，才生意义。因此，进入语言，即是成为欲望的猎物。拉康评曰，语言乃“将存有掏空为欲望者也”（What hollows being into desire）。语言将想像态的完满性拆裂--加上锁链（articulate，或译“清晰道出”）：我们现在绝不可能安稳止于单一的客体，止于足可赋予其他一切意义的终极意义。进入语言，即是脱离拉康所谓的“真实”，那个不可企及的领域永远无法意表，永远在象征秩序之外。特别是，我们被拆离了母体；经过伊底帕斯情结危机之后，我们即使穷毕生之力追寻，也绝无可能重得此一珍贵的客体。我们不得不以替代性的物品将就一下，亦即拉康所谓的“客体小a”（object little a），徒劳无功地藉以填补我们存有核心部位的裂缝。我们忙于以替换物取代替换物，以隐喻取代隐喻，永远无法恢复以往在想像态所知道的那种纯粹的（即使是虚构的）自我身分与自我完成。（p. 210）

　　6.我们所有的言说在某一意义上都是语误；语言的过程果真如他所说的那么狡猾晦涩，那么我们就绝对无法辞必达意，也绝对无法意尽言表。意义在某一方面永远是一种近似值，一种毫厘之差，一种部份失败，是将无意义与无以言传的东西掺混到意义与对话之中。我们绝对无法以某种“纯粹”、直接的方式道破真相。（p. 211）

　　2 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

　　凝缩与置换condensation and displacement

　　这是弗洛依德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74b[1900]）里所使用的术语，描述在梦里运作的两种机制，及其藉此表现潜意识的两种方式。因之，焦虑和欲望可以凝缩在复杂的象征里，或是透过联想而置换和表达。第一种是紧密集中的，或是“多重决定的”，在一简短的意象或插曲里，汇集了好几种意义。因此，我们可能梦见自己与一个人有严重冲突，而这个人像我们生活中的好几个人，或是重复说出的暧昧语句。另一方面，如果深刻的哀伤或欲望的无法直接表达或受到检查，可能在梦的意象里以相关物体来置换，或是以寻找名称或目的地的叙事来置换。

　　在雅克．拉冈对弗洛依德的后结构主义解读里，这些机制与言说的语言学徵象之间的类似，进一步呈现出来。因此，拉冈连结了凝缩与隐喻，以及置换与换喻（Lacan, 1977）。

　　□出处：Brooker, Peter (1999)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rnold. pp. 39-40.

　　恋物癖fetishism

　　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男童必须经历伊底帕斯情结，才能社会化。在其中他必须与阉割威胁妥协，并臣服于代表阳具权力和象征秩序的父亲。没有阴茎的母亲加强了阉割威胁。孩童因此必须转移对母亲的情感，而向父亲效忠。这要能够达成，就要为母亲的形象补充一个物神（fetish），而此物神代表失落的阳具。女人所代表的阉割威胁，因而在“男性化”但还是女性的女人形象建构中，减缓或被“否认”。

　　这个理论经由拉冈对弗洛依德的解读，而运用于电影中男性凝视的操作上。据此，男孩认为母亲缺乏阴茎乃是对他自己的阉割威胁的伊底帕斯叙事在此重演，因此在银幕上见到积极而非消极顺服的女人（所谓的“致命女人”或黑色电影（film noir）），一定会感受到类似的威胁。男性观众有两种方式可以对抗这种威胁：其一是透过控制性的窥视，女人受到检视却无法回看，其二是藉由物神化的凝视，过分投注性意义于女人身体或衣饰的部份。因此，焦点集中于身体某部份、高跟鞋、晚宴手套，或是长袜。女人依阳具式的风格而商品化，因而再次创造了男性化的女人形象，同时作为匮缺的慰藉，以及欲望对象。阿弗列．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经常被引为窥视癖的例子，尤其是《惊魂记》（Psycho, 1960）。有部探讨窥视癖的电影是麦可．波威尔（Michael Powell）的《偷窥的汤姆》（Peeping Tom, 1960）。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霍米．巴荅（Homi Bhabha）主张恋物癖的概念可以用来理解种族歧视的刻板印象（1994: 73-5）。在这种状况里，焦虑关切的并非他者（母亲）的缺乏阴茎，而是种族或族群上的他者缺乏相同的肤色。在刻板印象中，就像物神固着一个物体（巴荅写道，其再现并非虚假，而是“拘限于固定形式”；1994: 75），此处同样有差异的承认与否认之结合：一种既有掌控和愉悦，又有自我防卫之焦虑的经验。科比纳．莫塞（Kobena Mercer, 1994）在研究罗伯．梅波索（Robert Mapplethrope）的摄影时，亦处理了种族恋物癖的问题。参见Hall [ed.]在再现脉络中的相关讨论（1997b: 264-77）。

　　□出处：Brooker, Peter (1999)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rnold. p. 83.

　　想像界∕象征界∕真实界imaginary/symbolic/real

　　这是法国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冈（Jacques Lacan, 1901-1981）所做的区分，藉以描述心灵主体（psychic subject）构成的阶段。“想像”秩序定义为前口语影像和幻想的未分化领域，包含了“镜像影像、认同化与相互性（reciprocities）”（Bowie, 1991: 92），是婴儿与母亲有紧密关连时的经历。这造成婴儿陷于幻觉之中，并且与孩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必须协调的镜像阶段有紧密关连。在镜像阶段里，婴儿看到（或看到自己被看）自己（在镜中）是统一而完整的，并且学到如何分辨这种影像与当前的不完整性。主体因此是在区分与丧失（loss）的经验里构成，成为匮缺（lack）中的存有。“象征”秩序乃是语言（象征化）的领域。进入这个领域，便意味孩童已臣服于禁制性的“父亲律法”，而解决了依底帕斯情结。这也是潜意识形成的时刻，受压抑欲望的范域连结上想像秩序的统一。象征界因而在追寻无法获得之已丧失对象（能提供存有之完整性的乳房或奶瓶）的历程中，确认了主体；将主体设定于由无可挽回之丧失与欲望未满足的经验所主宰的历程里。如此一来，象征界便在想像界与第三个命名为“真实界”的领域之间中介，真实界超越语言，并由拉冈抽像地予以定义为不可能的领域；即一切无法在想像界与象征界再现的东西。

　　拉冈的架构引起许多争论、批判和修改，尤其是在女性主义理论阵营，以及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中，茱莉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强调了想像界与母亲和身体的关连，但是倾向于将前口语的一体性（oneness）领域命名为“记号界”（semiotic）。她主张，这个领域所关连的欲望和统一性，并未完全受到压抑，而继续在象征界里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力，例如前卫艺术和书写的例证。

　　其次，露丝．依希嘉黑（Luce Irigaray）呼吁有需要从性别化的角度重新设定想像界的概念，以便支持能够免于男性之理性限制的“女性∕女性主义”象征界。她的“女性想像界”观念奠基于对伊底帕斯叙事的批判，尤其是这种叙事除了以男性婴孩的范例角度来讨论外（弗洛依德与拉冈都伊样），排除了女性婴孩。她认为“女性身体的形态学标记”具有“多重性、非直线性、流动的认同的特征”（Whitford [ed.], 1991: 54）。在这个基础上，以及在她有关触觉的构成性角色的观点里， 依希嘉黑预见了一种新型的性别认同，以及在性别上有所差异的象征秩序。这支持了以不同的观看模式为基础的新美学，因为“‘正统理论’的平面镜无法反映女人的性器官与性的特殊状态”（Whitford [ed.], 1991: 65）。

　　拉冈理论里观看（look）的重要性（镜像阶段里自我与母亲的反映），造成凝视（gaze）理论（尤其在电影研究里）对他的着作相当感兴趣。就此，萝拉．墨菲（Laura Mulvey, 1989b）有具创意但多所争议的贡献，她主张必须破除“幻觉式的叙事电影”的电影符码，因其巩固了男性凝视的权威与父权体制的结构。她写道，对这些习例的“第一击”，“乃是解放摄影镜头，使之成为置身时间与空间中的物质状态，以及解放观众的观看，使之成为辩证与热情的疏离”（1989b: 26）。她的结论是，“对于传统电影形式的衰颓，女人只消一掬同情之泪”（1989b: 26）。

　　□出处：Brooker, Peter (1999)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rnold. pp. 116-117.

　　镜像阶段mirror-phase

　　根据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冈（1901-1981）的说法，婴孩在六至十八个月大期间，从想像界通往象征秩序而获得认同。这个历程称为“镜像阶段”。在想像秩序里，婴孩起初是与母亲紧密关连而经验到一种一体感（oneness）。在镜像阶段里，婴孩遇见了它的自我影像（不见得真的是面镜子，也可能是他人之眼的镜子，尤其是察知自己被母亲观看时），这种早期的统一性就打破了。它见到镜子中有个统一的、独立的自我，但感受到的这种自我与那个正在观看的自我，以及在一旁观察的亲人，是分离开来的。镜中的自我是连贯而“自立不须依靠支撑的”，而此际婴孩自己的身体活动尚未发展。因此，镜中的影像代表了一种婴儿所欲望的统一体，而孩童与之认同，但现在对自己本身的经验却是一种匮缺（lacking）。依拉冈的术语，主体现在陷于一种“不足”与“期待”的动态里，在“片断化身体的形象…与其整体性的外形视野”之间游移（1977: 4）。

　　拉冈主张，这种经验倒置了认知与误认之间的构成性连结，这是自我的特征，并一直持续到进入象征秩序。如马丹．萨路普（Madan Sarup）所论，如此形成的自我应该和“主体”有所区分。自我误解了来自潜意识的讯号，指引主体徒劳无功地追寻统一（Sarup, 1992: 83-4）。

　　镜像阶段的概念是拉冈对精神分析理论最广为人知且影响最大的贡献。最初是在1936年的一篇论文里出现，随后以修订后的形式于1949年出版，后来译为〈构成精神分析经验所展现之我功能的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1977）。这篇简短的技术性讨论，此后对一般文化研究领域的主体性理论冲击甚大。它能够盛行主要是透过法国女性主义（Mitchell and Rose, 1982; Grosz, 1990），以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视角在文学与文化文本上的应用（Easthope, 1988; Macey, 1988）。电影研究里的运用最明显，在此镜像阶段的观念支撑了有关男性凝视的重要早期讨论。

　　□出处：Brooker, Peter (1999)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rnold. pp. 138-139.

　　误认misrecognition (mｅconnaissance)

　　误认与精神分析里的自我活动有关，是弗洛依德在催眠后状态治疗病人时所发现，这时自我倾向于有错误的连结，填补理解上的缝隙。因此，一个病人在催眠期间遵照指示将手放在嘴上，解释该行为时，会说他咬到了舌头。弗洛依德的推理是，自我会寻求可以接受的解释，但这是对因果关系的扭曲或错误诠释。顺着弗洛依德的观点，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冈主张镜像阶段的构成经验，确认了这种误解是自我的核心功能。镜像阶段描述了婴孩如何同时认知与误认了镜中的自己，见到自己未发展与片断化的自我，在镜中有已发展而统一的反映。自我随后指引着主体一生追寻此幻觉且永远闪躲的统一性。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图塞采用了这个概念，并入其意识形态理论中。意识形态的特征便是双重的认知与误认。意识形态建构或“召唤”个人成为主体，而我们若接受世界和自己都是不可改变且一向如此时，意识形态就成功了。阿图塞提供了一个例子，即有人敲了门，而我们说“谁呀？”外面的人回答，“是我”，我们晓得“那是他”或“她”，开了门，确认没错。在这么明显的层次上，不可能会弄错，就如同“我们不可能会认不出”意识形态中的自己（1971a: 161）。因此，在意识形态里，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有伦理的、统整的等等，但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误认或忽视了与此矛盾的现实。此现实即“事实上，作为最后手段，生产关系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关系的再生产”（1971a: 170）。

　　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用了这个概念，但是用法不同。布迪厄认为社会秩序也会致力于“自然化”自身，正当化其任意性。若我们接受说服认为主观经验和客观社会状况之间彼此吻合，它便成功了。但是布迪厄说，对正当性的这种认知的另一面，“是将正当文化的真相误认为是主流文化的任意性，而此主流文化的再生产其实有助于复制权力关系的任意性”（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 31）。

　　□出处：Brooker, Peter (1999) A 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rnold. pp. 139-140.

　　幻想fantasy

　　在比较一般性的用法，这个词语指涉任何媒介里，非现实的虚构或说故事模式。这可能发生于数种不同的类型（通俗剧、罗曼史、神仙故事、鬼故事、科幻小说、乌托邦小说），因此无法明确地等同于其中之一。具体而言，这牵涉了魔幻与超自然的事件，而这种不可能性的程度，定义了它与现实主义习例，以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的关系（参见“写实主义”条目）。缓想经常被认为是逃避主义，有所轻侮地联系上“儿童文学”，诸如前述的通俗类型，或者比如说歌德式等偶而会牵连上的模式。然而，问题必然在于逃避什么，以及逃到何处。就像其他同性质的通俗类型，幻想可以说是安排了这个世界及其异己的规范的遭遇，因而挑战了真实的稳定概念，以及与之伴随的秩序与非法、中庸与过度等等的视角。发明批判当下的另类社会世界，让幻想引起了女性主义及其他作家和读者的兴趣，他们在此见到了探索逾越的性别和性欲角色，或是整个另类世界的可能性（Cranny-Francis, 1990）。这些可以视为当前社会的有意识寓言，或是透过其怪异或变态观念的强制外推而运作（Creed, 1993）。

　　“幻想”作为一种类型的叙事习例，曾有结构主义批评家托铎若夫（Tzvetan Todorov, 1973）予以分析。托铎若夫在“纯粹”的幻想核心中，找到未解决的“犹豫”，在“难以置信”（marvellous）和“不可思议”（uncanny）之间徘徊，前者产生了对于幻想事件的超自然解释，第二个则产生了自然的解释。沿着前述立论，视幻想为广泛而言属于颠覆性的“模式”，就此主要的研究应是雅克森（Rosemary Jackson）的《幻想：颠覆的文学》（Fantasy: 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 1981）。雅克森也概述了幻想在精神分析里的地位（弗洛依德术语的较佳翻译，应该是“phantasy”）。这将幻想与梦及无意识归并在一起，视之为被压抑焦虑或欲望的叙事探索。幻想因而可以视为间接表现了文化无意识，不论是在幻想的文本，或是写实主义戏剧里的幻想伏流。这经常涉及了性欲特质的面向：例如有关复制（生殖）的焦虑，包括为男性挪用的部份（《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异形》（Alien）、《夜访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对主动的女性性欲的恐惧（《吸血鬼》（Dracula））；再结合独立职业妇女的威胁（《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

　　这些及其他恐惧与欲望，可以视为原初幻想的象征性重新发动，像梦或空想一样，有待以弗洛依德辨认出来的凝缩与置换机制，来加以解释。精神分析被认为揭显了“假定为边缘的幻想操作，其实是我们认同的构成部份”（Burgin收于Wright [ed.], 1992: 87）。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说明幻想在主体性和欲望之建构里的核心角色，在英诗方面有依思索波（Easthope, 1989）的研究，在电影方面则有唐诺（Donald [ed.], 1989）的贡献。亦参见Burgin et al. (ed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