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察的科学还是解释的科学

　　当代西方心理学有两大对立的方法论基础：一为实证主义，影响了铁钦纳的构造派和新老行为主义；一为现象学，影响了格式塔和人本心理学，精神分析的方法论处在这一对立之外，构成了西方心理学方法的“第三势力”。

　　实证主义是精神分析的天敌，对精神分析科学性的怀疑和诘难大都出自实证主义者之口。尤其在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实证主义科学观是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主体。受这一影响，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把物理学当作理想科学。设想，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它一定能说明和预测某些可观察的现象，其概念一定能操作或实验验证。在以经验观察为参照尺度时，他们发现，精神分析不能满足这一“科学要求”。维特根斯坦（T.Wittgenstein）曾指出，弗洛伊德的方法与美学研究极为类似，其正确性有赖于接受分析的人同意，不能由实验验证，也不能伪证[1]。斯金纳则从操作主义立场上指责说，精神分析假设心理结构是危险的燃素说比喻，弗洛伊德在有机体内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这导致他提出不能观察，不能操作的心灵实体。

　　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声势浩大的攻势面前，一些精神分析学者开始作出退让。哈特曼指出：“凭借精神分析法在分析情境中收集的资料基本上是行为的资料，其目的是探索人类行为。资料主要来自病人的言语行为，但也包括其它行动。如病人的沉默、姿势及一般运动，特别是表情运动。尽管分析者的目的是解释人类行为，但这些数据在分析中根据心理过程、动机、意义来解释。因此，这一原则与所谓行为主义的原则有一个明显的区别。”[2]在精神分析运动之外，勒温用实验研究弗洛伊德的经济学能量和倒退等概念。美国的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用反射、强化等学习概念说明哺乳；排便训练对儿童性格的影响。

　　这一退让受到学院心理学家的热烈欢迎，却不为弗洛伊德所接受。30年代初，美国心理是学家罗森威格曾作了一系列实验支持精神分析的压抑论，他把研究成果寄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说：“我怀着兴趣检查了你的证明精神分析观点的实验研究，我不能对你的实验证实寄予很高的的评价，因为精神分析观点所依赖的可靠观察资料独立于实验的证实。”[3]

　　那么，什么是弗洛伊德所依赖的可靠的观察资料呢？这就是矢多数实验心理学弃而不闻的临床治疗。治疗不仅是观察的过程，而且是解释病症的过程。弗洛伊德关心病人的动机，解释症候的意义，使用了释义学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美学的研究似乎是恰当的。

　　从意义的解释出发，精神分析趋近于现象学。现象学重视人的意向和观察对象的意义，主张排除意识的偏见，诉诸经验直观。这里面包含着超越当下的意识，利用无意识认识事物的思想，但现象学本质上不同于精神分析。首先精神分析有一套分析动机、潜意识的技术，即治疗和解释的技术；现象学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现象学对意识的审察是凭借直观进行的。其次，精神分析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有一道动力障碍——压抑，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是一拓扑模式；现象学的无意识只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只具有描述的性质和认识功能。最后，现象学反对还原论，反对用不可直观的低级东西解释已知现象，所以，现象学没有经济的能量概念。精神分析出于解释的需要，不惜提出种种假设，把心理的东西还原为能量。

　　精神分析既不是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观察科学，也不是探究人的意识经验确切的无疑性的现象学，它是一门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解释科学。

　　二、释义学与精神分析

　　人类一方面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另一方面要认识历史上遗留的文化遗产，如宗教、神话、法律、文学、历史、艺术等。这些文化遗产不同于自然物，是由表示一定意义的符号（文字等）构成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产品。在这一领域凭借自然观察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解释。这种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叫作释义学。

　　释义学早在古希腊已有思思萌芽，最初是指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释，由此，衍生出两个基本意思：

　　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

　　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在中世纪，它演化成对教义的诠释。

　　在近代笛卡尔提出机械论的物质观并倡导数学——演绎科学方法的同时，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就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一方法小适用于历史科学，不能说明包含着人的目的、意志活动的历史。只有我们的特殊目的，兴趣和观念才能解释过去时代的行为和产物。这一思想经过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人的发展，逐渐成为与买证主义对立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概括起来，释义学有以下几个含义：

　　1.释义学的对象是人创造的、传达着一定意义的符号。但象征研究是什么意思是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象征得以解释。精神分析的梦和病症符合这一前提。

　　2.解释的含义包括重新体验，即重建创造者的创作经验，设身处地同化创造者。一个解释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语言知识他就能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即是说，解释者可以通过创造性的重建来把握创作者没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的治疗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

　　3.解释是从个别符号出发，扩展到整体的意义，并联系整体意义确立个别符号的地位。这一条叫做意义的整体性原则，在这一意义上，释义学更接近现象学而不是实证论。

　　尽管弗洛伊德很少提及释义学，但他熟知德国这一思想传统。具体地说，弗洛伊德是通过两条释义学的途径走向深蕴心理学的，扣为梦的解析；一为对神经病症状的解析。

　　（一）从释梦、释义到潜意识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是潜意识，而潜意识既不能通过人的感知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自我观察而捕捉，反省或内省只能觉知当前，即当下的意识状态。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是无时间性的、不合逻辑的。那么潜意识黑箱是如何被意识所照亮的呢？潜意识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这不是一个表现或呈现与被观察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意义象征与被理解和被解释的关系。这一关系可表示为：潜意识一意义象征一释义一为意识所了解。可见，释义是关键的环节。

　　这一解释方法与学院心理学的实验法、观察法相去甚远。实验心理学家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为了控制实验条件，往往剔除实验材料的人为意义，如艾宾浩斯专门用无意义音节研究记忆。实验任务是观察并记录反应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这时的一切都是清楚确切的，甚至是可重复的。相比之下，解释意义的精神分析法则是那样艰深晦涩、间接、主观、玄妙。弗洛伊德也常说解释工作特别艰难、困苦，需要专心致志。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释梦和治疗神经病过程中发现的。首先，潜意识的内容是释梦所揭示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力活动所产生。而“释梦意味着指出梦的意义，用我们心理活动序列中重要和有价值的环节解释梦。”①那么，梦的意义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意义是平日受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在清醒状态下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在睡眠中，乔装打扮，通过检查，进入意识。当然，梦所表达的欲望常常是以相反的，歪曲的形式出现。需要细致的解释才能揭示，弗洛伊德解释过这样一个梦。有一个聪慧的女病人告诉弗洛伊德：“我提出一个与愿望满足相反的梦，我梦见我想准备晚餐，但手头只有熏鲑。我想去采购，又偏巧是礼 拜天下午，一切商店均关门休业。再想打电话给餐馆，偏巧电话又断了线，因此，我只好死了这条做晚餐的心。”联系病人的生活史，弗洛伊德得知，女病人有一自己妒嫉的女友，女病人丈夫最喜欢身段丰满的女人，而他的女友最近变瘦了。那女友曾经告诉她恨不能长胖些，并问女病人：“你几时能再邀我吃饭呢？你永远做得那么好的菜。”弗洛伊德把这一切看上去与愿望相反的梦解释为，女病人梦见不能做饭的动机是不愿请女友吃饭，因为女友吃胖了就有勾引她丈夫的危险。

　　其次，潜意识的形态有赖于释义学。既然潜意识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心理过程，人们只有通过潜意识的符号才能了解它。弗洛伊德认为，梦可以分外显的内容和内隐的思想，内隐的思想通过梦的伪装表现在外显的内容中。因此，“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工作一仔细检验‘梦的隐意’与‘梦的显意’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前者如何转化为后者的过程。”[5]在此，梦的显意用特定形式的符号将梦的隐意传译给我们。…梦的显意’有如象形文字一般，其符号必须逐一地翻译成‘梦的隐意’所采用的文字。当然，不能按照象征的形式理解这些符号，必须按照符号代表的意义进行解释。”[6]弗洛伊德这里的“内隐思想”可以等同于潜意识的愿望，它是通过种种象征、凝缩、位移等伪装形式逃避检查，进入意识的。例如，在梦中，两个熟悉的人可凝缩为一个具有二者共同特性的第三个人，那些不宜为意识接受的性器则以凸形物或空心物的形象来表示。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大部分精力是花在如何使内隐的思想变成适当的可被意识接受的语言形式。只有凭助象征、符号，潜意识才得以存在。只有凭借对象征、符号的解释，潜意识才得以了解。

　　弗洛伊德这一思想后来被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发展，拉康认为潜意识不单纯是象征、隐喻的东西，其自身也是像语言那样构成的，是一套特殊的语言结构。

　　最后，潜意识的心理机制也是通过解释得以论证的。在回答梦为何要伪装自己时，弗洛伊德解释说：“就梦形成的基本原因而言，我们假设在每个人心灵内均有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构成梦所表达的愿望，第二种则针对第一种扮演着检查者的角色。凭借这一检查作用形成的改装。”[7]弗洛伊德推断，“进入意识必须由检查力量所恩准，没有得到恩准任何第一系统的东西都不能进入意识只有在行使自己的权力并迫使要进入意识的东西作令自己满意的改装之后，第二种力量才让第一系统的东西进入意识”[7]。

　　（二）治疗与释义

　　弗洛伊德是在临床治疗中揭示人的心理奥秘的。在治疗中，洛伊德最初使用催眠法，后来创立自由联想法，让患者完全放松地躺在沙发上报告内心浮现的观念和想法。自由联想法不仅具有宣泄功能，更重要的是为精神分析的解释提供材料。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论神经病症候看上去多么微小、古怪、荒谬，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动机和目的的，由症状可能推知病人的潜意识。治疗的任务就是揭示症状的意义及其和潜意识的关系。症状的作用类似于梦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若要解释症候的意义，必须了解症状与病人以往生活经验的关系。可以等待病人回忆起来后告诉医生，也可以向病人亲属朋友探问病人过去的生活，了解病人的创伤。这是一个分析者重新体验患者患病的心理并从个别症状追溯病人早年生活情境整体意义的过程。

　　不仅症状的分析是释义过程，而且症状的消失也是一个释义的过程，是病人理解和意识到自己症状的过程。弗洛伊德从布洛伊尔那里接受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只要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这些症状也就随之消失了。精神分析者不过是通过解释帮助患者意识到潜意识的致病因素。

　　凭借治疗和解释，弗洛伊德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第一，对症状意义的解释再一次论证了潜意识。因为病症往往要追溯病人的潜意识病因。

　　第二，治疗中的释义论证了早年经验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把病症解释为病人的潜意识执着于过去的某点，不知如何求得解脱，以致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由于早年创伤经验，病人的心理固着于常人早已通过的阶段，产生了神经病。

　　第三，对症状意义的解析导致弗洛伊德对性的强调。在弗洛伊德看来，症状的意义往往体现着病人的性压抑，症状是性满足的代替。弗洛伊德将性经验追溯到童年，假设儿童就有性冲动，只不过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冲动较为薄弱罢了。在此，性心理的发展完全是由于解释的需要而引进的。“这个发展进行很快，所以非直接的观察所提供……这些现象仅由理论上的推想而得，但是在实施精神分析的时候，你们便可知这些推想实各有其需要和价值。”[8]也就是说，性心理发展的口唇期、肛门期、潜伏期等，由于能解释病症便是合理的。

　　第四，在治疗中，弗洛伊德发现许多病症与压抑、宣泄等本能

　　动力过程有关，于是假设了能量的经济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关于病因的纯粹的质的分析是不充分的，还需要有一个量的概念，“心理活动的最后目的，就质说，可视为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由经济的观点看来，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现存的激动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们积储起来而引起痛苦”[9]。弗洛伊德承认，经济的观点是“精神分析一个最重要的，而又最不容易明白的部分”。[10]对此，弗洛伊德只能停留于揣想：“心理器官内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灭，便足以引起快乐；而刺激量的增高，便足以招致痛苦。”[11]有了这一揣想，人的本能生活的快乐原则和现实自我的现实原则的对立自然就能成立了。

　　弗洛伊德的整个治疗体系从观察描述开始，但立即转向了解释。在指出了症状的潜意识意义后，弗洛伊德从描述的潜意识转向动力学的潜意识，以论压抑为标志，经过对儿童性欲的推论，在心理能量的经济观念中达到释义的顶点，也即进入玄学心理学最思辨的阶段。在弗洛伊德看来，科学的最重要功能是用不能直接观察的现象后面的本质解释现象，为了自圆其说，可以假设和推测超验的心灵活动。

　　三、解释与反映论

　　应当看到，精神分析研究神经病患者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的动力结构，这种深层心理结构相对于表层结构来说的确是一个以符号（症状、梦等）展示自己意义的过程，经验观察无能为力，必须运用解释的方法。这一解释方法为研究深层心理结构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

　　此外，人的心理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其目的和意义性，尽管行为 有其独特规律如强化律，但目的、意义比行为更高级、更具整合性。

　　因此，不能把心理活动只当作自然科学的观察对象，应当将科学观察和理解结合起来。弗洛伊德的释义学方法对于抵抗20世纪实证主义向心理学的渗透，把心理学置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点上是有极大贡献的。精神分析使心理学与美学、文化人类学更为接近，有助于解决人的问题。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标准来衡量，精神分析的释义学表现出许多弊病，释义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否承认二者的反映关系，另一方面是被解释的东西在来源上是精神还是物质的。

　　弗洛伊德承认解释是一个分析者反映患者心理结构的过程。过谈话、自由联想、释梦，患者把心理生活披露给精神分析者，精神分析者尽力体验患者的心理状态。如精神分析者能如实反映或重建患者的心理生活，治疗就会取得成效。此外，一个根本的前提是精神分析者和患者的心灵相通、相互感应，释义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弗洛伊德这一思想与詹姆士的意识流观点是对立的，詹姆士认为人格是封闭的私人领地，只有自我才知晓它，尽管人们一定要与他交往，但交往后留下来的仍是与过去同样的人。释义分析则假设分析者和被解释者本质上有一种类似，所以能达成相互理解。沙利文把这一点表示为某一人格与另一人格的相似是世界上最接近的相似，并称之为“同种原理”。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还没能解决意义的来源问题。弗洛伊德在意义是否最终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反映这一问题上是糊涂的。试图揭示患者症状的隐藏的意义，但陷入了“唯深层论”，用深层的心理活动解释表面的活动，用更深层的结构解释较深层的结构，终不得不用“里比多”能量说明病症的起源，陷人生物学的巢臼。

　　深层心理学容易走向生物学化的歧途，但不必然走向这一歧途。赖希、弗洛姆等人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赖希指出：“我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始于这样一个治疗发现，即无意识的地狱不是什么抽象、永恒或不可改变的，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创造了今日的性格结构。因此，无意识的地狱不是不朽的。”[12]弗洛姆则提出了“社会潜意识”概念，认为潜意识是社会要求其成员压抑的心理结·构。深层潜意识及其解释可以溯源到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潜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奇妙的象征是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

　　由于把意义看作心理能量的反映，弗洛伊德必然不能说明意义的客观性问题，病状的意义在于理解，而理解则因人而异。但我们认为，由于意义最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它们是客观的、有规律可循的。不同的理解最终只能产生一个正确的解释，一个最能反映生活的解释。而依据能量假设，弗洛伊德对症状的解释必然是武断的、主观的，缺少普遍和客观意义，与其他人的解释差距甚大。弗洛伊德由此又滑入主观唯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对之含糊、玄奥性的批判也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