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析疗法的发展

　　精神分析的学说从其创立之日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精神分析学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理论和方法亦被不断地补充和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方法现已被称之为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

　　（一）精神分析疗法在国外的发展

　　在弗洛伊德最初创立精神分析学说时，其学说是在批评和责难中艰难地发展起来的。至1902年以后，一批相信和推崇这一学说的青年学者开始聚集在弗洛伊德周围，定期在维也纳对此学说进行研讨。至1908年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术会议召开，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立，精神分析学说才得以向世界各国迅速传播。

　　在精神分析学说逐渐被学术界和公众认识的情况下，精神分析的团体发生了分裂，蛮克（O．Rank）、阿德勒（A．Adler）、荣格（C．Jung）等人与弗洛伊德在学术上的争论逐渐公开化，渐渐远离弗洛伊德的学说及团体。其中荣格和阿德勒的发展离开了“纯”精神分析的轨道。分别提出了有关广义的里比多及自卑情结论的学说，对精神分析的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12〕。

　　1909年美国的霍尔（G．Hall）邀请弗洛伊德赴美讲演，使霍尔及詹姆斯（W．James）等美国心理学家有机会接触到了精神分析的理论。至30年代到40年代，欧洲正统的精神分析家纷纷到美国定居和讲学，使美国成为精神分析学说的中心。从30年代至50年代，美国的一批理论家和心理治疗家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发展了与时代、社会及文化相适应的学说与方法。这些学说从不同角度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经典学说，提出了各具特点的观点。由于它们同多异少，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neo－Freudism）。其代表人物有霍妮（K．Horney）、埃利克森（E．Erikson）、萨利文（H．Sullivan）和弗洛姆（E．Fromm）等人。

　　近年来，对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传统理论的修正和革新已成趋势。许多理论家和治疗家各自强调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方面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在精神分析学派内，各种理论观点互相渗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治疗技巧，其目的都是为了缩短疗程，提高疗效。目前这些疗法常被称之为精神分析性疗法或精神分析式疗法（Psychoanalytic therapy，Psychoanalyticallyoriented therapy）〔13〕。

　　（二）精神分析疗法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的认识领悟疗法

　　在我国，三四十年代开始即有介绍精神分析的书籍发行。但真正实施则是近年来的事情。其中最突出的工作当属钟友彬先生的认识领悟疗法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钟友彬先生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应用及发展所做的工作和他的认识领悟心理疗法——一种精神分析式治疗。

　　钟友彬是一位精神病学方面的专家。他在任务繁重的基层医院精神科工作的同时，努力探索、坚持实践，为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我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近年来他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他的领悟性心理治疗的研究及治疗成果的文章〔14〕 〔15〕，并于1988年出版了他的《中国精神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一书〔7〕，此书的问世标志着他对精神分析的应用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1、理论与方法

　　钟友彬的认识领悟心理治疗主要遵循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原则进行。他认为：“病症的‘根源’在于儿童时受过的精神创伤，这些创伤引起的恐惧在脑内留下痕迹，在成年期遇到挫折时就会再现出来影响人的心理，以致用儿童的态度去对待在成年人看来不值得恐惧的事物。”〔3〕由于症状都是幼年期经历的恐惧在成人身上的再现，因此症状的表现必然带有幼稚性，具有不成熟的、儿童式的心理表现。

　　在涉及具体的症状表现时，钟友彬认为性变态病人在幼年期（13岁以前）有主动参与的具有快感的性经历或性游戏的经验，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经验被遗忘，进入无意识领域。成年后遇到挫折，性欲无法排解，无意识地采用幼年的方式解决成年期的困难和性方面的问题，就形成了性变态。如病人在儿童期有主动性的性经验，至青春期发育时产生怕羞和对儿童期经历的自责时，其所产生的羞耻反应与对他人的敏感性关系妄想相结合，即产生见人恐怖的症状。当幼年期的恐惧经验进人无意识之中，成年时遇到挫折使幼儿期的恐惧（初期焦虑）再次显现出来，并采用幼年的行为方式排除这种恐惧，此时病人表现出的就是强迫症状。

　　在治疗过程中，钟友彬认为，可以询问病人的生活史和容易记起的有关经历，但不要求勉强回忆“不记事年龄”时期的经历。对于病人的梦，可偶尔谈及，但一般不作过多分析。在治疗中，应用较多时间引导病人分析讨论症状的性质，说

　　明其幼稚性和成年人的身份是不相称的〔13〕。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不要求病人反复追忆，深挖过去，在无意识领域展开分析。他认为精神创伤已成为过去，不必再去追忆。在他的临床实践中，工作重心是在意识的层次，向病人指出其症状是幼年行为的表现，是在用儿童的方式解决和处理成年人遇到的问题，并要求病人对此达到领悟。

　　在这个前题之下，他主要着手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各种病人都会有的一般性问题：为什么说症状是儿童的方式，为什么儿童的方式带有成年人的痕迹？他通常以“火柴盒里有只大灰狼”的例子作为开始来解释这类问题。这句话只能唬住三五岁的小孩子，他们可能真的相信有可怕的大灰狼来了，防御措施之一，可能会躲到房间开着的门背后去。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个说法的荒谬可笑显而易见。第一，在城市中绝少有大灰狼出现的可能性；第二，即使真的有大灰狼出现，它也绝不可能被装进小小的一只火柴盒中去；第三，如果大灰狼真的来了，藏在打开着的门背后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这个说法对于强迫症及恐怖症病人极其有效，可以借此指出其以恐惧心理、不安全感为核心的焦虑之无意义，以及所采取的回避、防御方式之幼稚，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对于某些性变态病人（露阴症、挨擦症、窥阴症等）则着重指出它是在以幼年的猎奇、取乐的方式满足性欲的需要或解除某种紧张感。这种方式之幼稚与不可取，在任何正常成年人看来都是值得鄙视的、毫无意义的。那么，为什么在幼年的方式中又带有成人的痕迹呢？钟友彬告诉他的病人，人有4种年龄：实际年龄、生理年龄、智力年龄和情绪年龄。通常病人的前3种年龄都是基本相符合的，但第4种年龄——情绪年龄的发展落后于前3种年龄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情绪年龄不成熟是不明显的，但当遇到重大挫折之后，情绪的恐惧占了上风，压倒了其他（如理智等），产生了退行，以幼年的儿童方式表现出来。此时，因其智力水平是成人的，所以在幼年的方式中又带有成人的痕迹（如儿童不懂得恐惧癌症，只有成人才懂，情绪是儿童式的，恐惧的内容却可以是成人式的）。

　　第二方面是要解决病人的具体问题。通常病人在对上述道理理解之后，症状仍然出现，治疗者还要解决他们每个人存在的不同问题。如强迫症病人有万一自己头脑不清楚办错了事（如会计怕记错账，医生怕开错药方）等想法，某些性变态病人认为异性对其行为是赞赏的等等。指出这也是以儿童式的逻辑推理得来的，并以科学的道理对此进行阐述，直至病人心服口服，放弃这些想法。

　　2、领悟的本质

　　钟友彬认为治疗的目的是要消除病人的症状，而症状的消除需要病人对治疗者解释的领悟。病人的领悟是在治疗者引导下达到的，因此疗效的取得不在于揭示了幼年的精神创伤，而在于病人对治疗者解释的信任，这就是领悟的本质。领悟的内容是治疗者灌输给病人的，病人自感以前的想法及行为可笑，自己抛弃了原有的态度、行为，使症状得以消失〔14〕〔15〕。

　　因此，治疗的过程是一个治疗者与病人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特别需要病人主观努力的过程。钟友彬从治疗一开始就对病人强调一句中国的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每次治疗后，都要求病人写出自己的体会，这是作业的一种形式。另一种作业形式是要求病人暗中调查一下其他成年人对自己恐惧的事物、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物的看法。以破除他们某些不正确的观念。钟友彬对病人强调：一定要“下决心不做儿童心理的奴隶”，这样症状才有好转的可能。这是要求病人自己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使治疗者的信念变为病人自己的信念，这样才能放弃其病态的行为，达到治疗的目的。

　　3.治疗的适应症及步骤

　　（1）适应症主要为强迫症、恐怖症和某些类型的性变态（如露阴症、挨擦症、窥阴症）等。

　　（2）采取直接会面交谈方式。每次时间为60～90分钟。疗程不固定，间隔时间不固定。每次会见后要求病人写出对治疗者解释的意见及结合自己病情的体会，并提出问题。

　　（3）初次会见时，让病人和家属叙述症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症状的具体表现，并进行精神检查以确定是否适宜进行心理治疗。如时间许可，则简单向病人解释其病态是儿童心理的表现。

　　（4）以后的会见可询问病人的生活史和容易回忆起来的有关经验，但不要求“深挖”过去。

　　（5）引导病人，并和他一起分析症状的性质。症状大都是幼稚的不符合成年人思维逻辑规律的感情或行动。其症状表现是以幼年的方式来解决成年人的问题。具体的解释要结合病人实际情况作出。

　　（6）当病人对上述解释和分析有了初步认识和体会之后，再向病人进一步解释病的根源在于过去，甚至在幼年时期〔3〕。

　　从近几年钟友彬发表的文章来看，他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经过5～12次左右的治疗，不少病人的症状就已有了好转、显着好转甚至症状消失〔14〕〔16〕〔17〕〔18〕。

　　4、对认识领悟疗法的分析与看法

　　关于认识领悟疗法与精神分析的异同，钟友彬曾作了下列几点分析，他认为他的认识领悟疗法：

　　（l）承认人有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承认人的一些活动可以在意识以外进行，自己不能理解这些活动的原因，尤其是病态的行为。

　　（2）承认人格结构论，承认人们不自觉地使用心理防御机制来解除或减轻自己的心理冲突和烦恼，包括病态的恐惧。

　　（3）承认神经症病人患病后有两级获益，尤其是外部获益，给治疗这类疾病造成困难。

　　（4）承认幼年期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创伤性体验，对人个性形成的影响，并可成为成年后心理疾病的根源。但不同意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的普遍特性，也不同意把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源都归之于幼年性心理的症结。

　　（5）同意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各种神经症病人的焦虑都有其幼年期的焦虑的前例，这是成年焦虑的根源。认为强迫症和恐怖症的症状即是过去或幼年期的恐惧在成年人心理上的再现。

　　（6）弗洛伊德认为性变态是幼儿性欲的直接表现，是成人的一种非常态的性满足。认为这有一定道理，性变态是成年人用幼年的性取乐方式来解决成年人的性欲或解除成年人的苦闷的表现，是本人意识不到的。

　　（7）用病人易理解的符合其生活经验的解释使之理解、认识并相信其症状和病态行为的幼稚性、荒谬性、不合成人逻辑的特点，使之达到真正的领悟，从而使症状消失。

　　从上述分析看，钟友彬的观点与精神分析的观点有许多接近和一致之处。如认为病态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所造成的，认为病态的恐惧是心理防御机制的表现，承认幼年的创伤体验有可能成为成年后心理疾病的根源等。

　　与此同时，他的看法与精神分析观点又有相异之处。在他最初的工作中，他曾试图沿袭精神分析的观点，努力寻求症状背后的无意识动机，尝试在病人的幼年生活经历中找出精神创伤的影响。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他已开始怀疑“象征性”与病人症状的不相吻合，是牵强附会之说，“情结”亦不能说明问题以及认为“领悟”是治疗者强加给病人的等等。他认为，病人所能领悟的内容与治疗者的观点有密切关系，治疗者的解释更为重要，解释是进行心理治疗的武器。

　　因此，他放弃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而不用，自行创造了一套适于中国国情的治疗方法与解释。他既未采用自由联想，也未对病人的梦加以解析；既未利用移情与反移情进行工作，也未采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的固结之说，而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国人的特点采用了适合这些情况的方法与解释。

　　从他所采用的精神分析原则来看，他所强调的是，病人以儿童式的思维逻辑、儿童的行为方式解决成年人所遇到的问题。而他在治疗中所要做的事情是使病人对这一点达到某种程度的领悟，从而以健康的行为模式代替过时的、幼稚的行为模式，使病人痛下决心——绝不做儿童心理的奴隶。这种解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顺应自然而发展的要求，因此是病人能够、而且易于领会、接受的解释。虽然他自己常说自己的解释是杜撰的，但实际上改造病人的人格，使之变幼稚为成熟是其治疗的中心工作，这也是他的工作中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

　　而从这一点展开来看，其工作重心都集中在病人的意识领域，无意识领域中的工作他已全然置之一旁。他不在无意识领域中寻找“情结”，不让病人挖掘其早期生活经历。而是在引导病人改变信念，更为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行为。使病人认知发生转变，认识到以前的恐惧、焦虑之无意义，行为的可笑及不可取，认识到成人的逻辑与行为方式与儿童式的思维与表现形式之不同，并改变之，以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钟友彬的治疗方法又与当今世界上以改变人的认知为主的认知心理治疗有着共同之处。

　　根据以上对钟友彬的认识领悟心理治疗的观点与方法的分析，我们总的认为：他是借用了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观点，从改变病人的认知入手，创造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具体实践办法。他的方法既可以归类于精神分析学派，亦可以认为超出了此学派的范畴。

　　当然，从理论观点上讲，他的治疗方法还远未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从治疗疗效上讲，各种因素的分析研究亦未真正进行过。他的理论及方法仍需经过实践的考察与检验，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二、精神分析疗法评价

　　对精神分析进行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弗洛伊德的理论诞生后，既有捧到天上的赞扬，也有打入地狱的贬斥。从近些年的总的倾向看，精神分析理论正失去昔日耀眼的光彩，越来越陷入受冷落的境况。

　　从积极的方面看，精神分析疗法的若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它第一个对人类的无意识心理现象作了系统探讨，无意识概念已被正统心理学所接纳。它对成年人人格结构的分析包含许多合理成分，它强调自我在人格结构中的核心作用，强调自我的整合、组织经验、协调、控制功能，这与当代多数人格理论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它偏重从生物学角度看待人格的发展原因，虽然有重大偏颇，但也包含着一些重要事实，而这些事实又恰恰是经常遭到忽视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婴儿最早、最原始的欲求是生物性的欲求，这是无法否认的。

　　精神分析疗法的另一种贡献体现于它在心理治疗中的历史作用上。它是第一个正规的治疗体系，它的出现使心理治疗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因为这个第一，它对后来出现的各种疗法有重大影响，有的疗法直接从它这里接受了某些思想和原理，有的从它身上吸取了灵感，也有的从反对它、攻击它的过程中创造了新东西，这时候，它从反面刺激了创新。

　　精神分析疗法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首先，它的疗效并不很肯定。当然，由于鉴定心理治疗疗效的研究的固有困难，对精神分析的疗效评价有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来，人们同意它不是很有效的一种疗法。其次，它疗程太长、花费太大是公认的事实。加上它对病人（适应精神分析疗法者）的选择条件（如智力、文化程度等），使得心理障碍患者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有可能成为接受分析者。事实上，正统的分析治疗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式治疗。除了上述这些较外在的缺陷外，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中也有不少遭到批评的地方。

　　精神分析学说有太强的生物决定论色彩。它单纯强调人的生物本性的作用，人成了他的生物欲求的奴隶。理性、意志不过是直接、间接地服务于生物欲望的工具，自我是本我的仆人。这里固然包含着部分真理，但精神分析把它当成了全部，这就走向了谬误。

　　更为严重的是，精神分析学说把性本能的作用强调过头了，它把性驱力看成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以及心理障碍的基本原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发展的角度说，虽然婴儿最初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一定就具有性的色彩。弗洛伊德实际上是把人的一切快乐的情绪体验都归结为发自性快感这个本源，这与当代情绪研究的认识相去甚远。而且，婴儿在稍为长大一点后，便开始萌发一些社会性的需要，儿童是在各种需要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中又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这样一个复杂的相生相长的过程中发展的，决不是一种不变的性驱力与环境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把性失调和性压抑解释成一切神经症的成因更不符合事实。许多人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这么看重性的作用，与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观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有关。他接触的病人阶层　大多持清教徒的性道德观，性压抑是比较普遍的。这导致了弗洛伊德作出错误的概括。要反驳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只要看看当代西方社会和一些非禁欲文化中的人就行。当代西方社会中性已成了与穿衣吃饭差不多一样随便的东西，而神经症病人并不稍减。一些非禁欲的原始部落中并非没有自己的神经症。事实上，当代多数分析家已不再特别看重性因素的作用，更不把它当做惟一的原因。

　　弗洛伊德忽视环境、社会力量的作用这一点也受到批评并在当代分析者那里有所矫正。当代多数治疗理论正确地看到，社会性的冲突是众多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但在弗洛伊德体系里，社会力量只限于家庭成员；社会力量只以不变的方式与儿童性驱力发生相互作用，作用的结果只产生一种不变的心理症结——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复杂性、多样性被惊人地单纯化、公式化了，这绝对是有违事实的。

　　最后，弗洛伊德的方法论遭到更普遍的批评。他收集资料、处理和解释资料的程序完全不符合一般科学研究的要求。例如，他的个案样本不具有随机性，他的记录依赖的是他和病人的回忆。这无法排除他可能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假设，有选择地寻找支持证据。总之，正如霍尔和林基德在1970年指出的，弗洛伊德的着作包括他的结论，但不包括做结论时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资料时所用的方法和关于他的经验材料的系统说明。正因为如此，对待弗洛伊德理论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情形，一方面，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赞扬它的天才智慧的光辉；另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并未被主流心理学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