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就是帮你答疑解惑吗？在李子勋这样的专家面前，你是不是就是放手把你的问题交给他，要他来搞定？如果他说，他并不是帮你搞定问题，而是帮你建构一个不同的现实，你会不会很困惑？

　　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当他进行咨询和治疗时，又是在使用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内心逻辑？

　　从医生到心理医生

　　同事自杀的震惊和内疚

　　当初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观念，只是认为是她的个性有问题。现在想起来，她其实处于慢性抑郁状态。

　　1990年，做了几年临床医生，对一个同事自杀的内疚感让我开始涉足临床心理学。这个因为失恋自杀的女医生才25岁，我们的办公桌紧挨着，平时无话不谈，科室男医生都喜欢叫她“小妹”。死前她曾开玩笑式地问我服用多少安定片才能死去。我笑着说亏你还是医生，普通安定不会导致心肺麻痹，除非……只有某某某这几类药品才可能致死。结果她正好选择了我说的药品，让我追悔莫及。

　　其实她在自杀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她原来特别活泼开朗，逐渐变得有些奇怪，老粘着别的大夫，工作老出错，还显得懒。当初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观念，只是认为是她的个性有问题。现在想起来，她其实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变得很无耐、无力，对人依赖。自杀前那段时间她穿得特别漂亮，几乎每天都换不一样的衣服。她还曾经找到我们几个年长一些的大夫，说下班后要跟我们聊几句，其实这些都是求救的信号，但大家都说有事就推了。

　　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在医学上开始对人比较关怀了。比较在意他们的感觉，也有很多病人愿意跟我做朋友，特别是那种个性怪怪的病人，跟谁都处不好，但在我面前就很好。可能主要是他们能够感觉到我比较能耐心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

　　心理咨询不像医患关系，更像朋友

　　在跟曾文星谈话的那一瞬间，他突然之间就感到自己解脱了。

　　1990年卫生部要求在医院开设心理门诊，我就自己努力争取到培训机会，到北大医学部六院进修心理学。开始我在门诊面对来访者时，自己是新手，有些焦虑，怕冷场，咨询时话比较多，以为做咨询就是要告诉对方心理学的道理。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

　　“这不是在做心理咨询，是在培训当事人。”老师要求我每周要录下一个自己做的个案，然后重放出来让老师和同事们毫不客气地挑毛病。那时感觉自己在咨询中周身都是毛病，恨不能找个地洞躲起来。直到现在我还不怎么敢看电视中的我，这种敏感症就是在那种情景下产生的。

　　当时治疗中，那种“医患关系”模式还是比较重，就是――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是在诊断、治疗你这样的关系。后来美国的曾文星教授来培训，让我有了新的认识。记得有一个男孩，因为手的残疾有强烈的自卑感，还有强迫症和社交恐惧。我给他做治疗好几周了，一直没有减轻。曾老师只是短短地与他一次交谈后，他出现明显的改变，变得有自信，头抬起来了，说话也大声了，开始与人交往了。

　　男孩对我说，那次谈话根本就没有谈到他的自卑问题，跟曾老师接触那一瞬间，他感觉曾文星医生很平易近人，对他很理解，让他觉得很安全。通过这样一种彼此尊重、坦诚和信任的关系，他一下子获得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心理能力。

　　我这才悟到，心理医生如果扮演一个拯救者，或施舍爱心的人，就把来访者放在一个让人可怜的位置上。而曾老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朋友，非常随和，就好像在聊天似的，一点也不像医生，他是在人性层面去理解人和接纳人。我很欣赏这种方式，所以我在咨询中也选择了一条比较平易、坦诚、温和的风格，不装模作样、不扮演权威，而是注重与来访者建立有效的治疗关系，帮助来访者获得对自己的良好体验。

　　原有结构：因为父子冲突，所以父子是敌人，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父子冲突是一种示爱的行为，父子并不是敌人

　　从冲突到和谐――我和父亲的关系转变

　　我重新建构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从冲突的角度转为理解的角度。

　　当时我们有一群年轻又充满热忱的医生和大学老师，曾文星建议我们建立一个互助小组，做自我体验和互相督导，帮助自己的心理能力成长。这样在方新、贾晓明倡导下成立了北京第一个心理互动小组“心灵绿洲”，分享自己的收获，坦诚自己的问题，大家相互分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和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是一个高度追求秩序与规则的人，而我自由散漫，还很逆反，一度冲突很多，在家里像陌生人似的。直到16岁，我去农场给被下放的父亲送冬衣，看到父亲苍老的样子，内心一下感觉很痛。那天他突然放下架子跟我说了很多的知心话，他说：“我对你格外严格，是觉得你比较淘气，怕你惹祸。父亲没有能力，你出事我没法保护你……”当时我觉得父亲的苛求下面掩藏着一个挚爱孩子的心。

　　从那时我自内心开始尊重和理解我爸了。直到现在我跟他在一起都会很开心，他说什么我都会笑着听着，即使他说的不那么适合我，我还是会很认真地听，有时也“装傻”。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当然很聪明，经常识破我的“诡计”，说我是表面很乖，心里并不是那样想。那次见面我重建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由冲突转为理解，由差异的争执转为并存的互补，这种转变也影响到我和来访者的关系。

　　小组的朋友们立即指出，由于我对父亲的内疚让我慢慢变成像父亲那样的人。他们对我的感觉是表面易于亲近，其实一直保持人际关系中的距离，面对不同的观点不去争执，却也很难认同别人的看法。这妨碍了我的咨询，使深层的治疗关系难以建立。

　　小组成员还指出，由于我小时候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排斥，让我在女性来访者面前容易获得安全感，有时会无意识流露出一种亲密。这虽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但在治疗的分离阶段可能会让来访者有创伤感。这些帮助一直引导我在心理咨询中平稳地走到今天。

　　原有结构：因为想增进社交而做不好，所以恐惧，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既然学习第一，何必试图增进社交，何必痛苦

　　心理咨询，有效比正确更重要

　　心理学的咨询理论与技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访者的需要。

　　我觉得，做心理医生首先要思考如何让来访者通过咨询获益，让咨询有效，而不是首先考虑使用的理论和技术是否正确。

　　比如人际关系引发的痛苦，当我们觉得别人的评价重要时，我们就受困于此。当我们觉得人际交往只是生存的一种技术，跟个性是否成熟、是否完美毫无关系，缺少人际热情和技术就没什么大不了。因此，如果追求咨询的有效，就要解析引发来访者心理痛苦的观念，甚至不惜推翻心理学本身的概念，为来访者创建一个适合他个人的人际关系的理论，帮助他摆平社交在他的生活中的位置。我曾对一个有社交恐惧的高三孩子说：“你现在第一任务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去增进同学交往是对自己的犯罪！”那孩子被我棒喝，顿悟，把社交恐惧抛到了脑后。

　　追求咨询中的有效就不得不随时创新，我最不喜欢用心理学的理论去引导来访者，在央视做《心理访谈》节目时，我从不重复自己的做法与说法，在面对不同的不肯上学的孩子，我总能找出最具创造力和扰动力的一种解读，让孩子出现改变。

　　建构一个可以处理的现实

　　既然要建构，就不要把这个现实建构得更加的冲突，更加的复杂，更难以处理。

　　心理医生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不管怎么做你都是在建构现实，所以你建构的现实一定要有新意，并且易于处理。比如父子矛盾。按照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理论，我们就真的建构了一种真实，是孩子想控制母亲，与父亲争夺权力。很多时候，这样的建构有些作用，让来访者感觉新奇，多少释放了一些由于冲突带来的焦虑。

　　但我们还可以做更有新意的建构，比如，如果把父子争吵建构为一种彼此示爱的行为。由于父子本身对争吵是很厌恶的，其实也不是那么想彼此示爱，下一次要争吵的时候就被这样的重新解释的意义给干扰了，架吵不起来，关系也在慢慢改变。

　　原有结构：因为婚姻很冷，想要改变而不得，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也许有的婚姻就是很冷，与其撞墙，不如适应

　　夫妻冲突怎么办？

　　好的心理医生会巧妙地改译来访者的故事，让他带回去一个不同的故事。

　　心理医生忌讳总是给家庭或者个人找问题，问题找到越多，并不说明医生有能力，相反是无能。很多心理医生从来访者身上看出来的问题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比如有恋母情结的医生，会跟所有的来访者下恋母的诊断。

　　来访者的故事是在心理医生的访谈中描述出来的，这是共同创作。好的心理医生会巧妙地改译来访者的故事，寻找积极的资源。来访者回去时，他带回去一个不同的故事，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对自我的感受以及与现实相处的能力。

　　比如有的女性来访者，抱怨丈夫缺乏表达感情的能力。你可以帮助她提高与丈夫的交流技术，促进丈夫改变，让他更会表达情绪。这样做表面看起来很正确，但却可能把来访者放在更大的危机中。如果她按照心理医生的建议竭尽努力而一事无成，她会被深深地挫败，并失去对婚姻的幻想。安全的做法是先帮助她认识人的差异和婚姻的类型。有些男人骨子里情感的需求天生就少，所以他显得冷，自己却不觉得。我会说这样的话：“假设你先生的个性问题是一堵墙的话，你干嘛每天要用头去撞这堵墙呢？你可以选择从门出去。因为墙在你的旁边，你不去撞他你很安全，在累的时候你还可以靠靠他。”妻子把抱怨变成一种理解，生出几分关爱，婚姻感觉起来就不那么冷了。这样与其帮来访者建构“改变”的意识，还不如去建构“自我适应”的意识。

　　舒唱感言

　　听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李子勋属于有爱心的心理医生。

　　常常能看见的场景是，一位自以为有功力的咨询师以警察般的眼神扫视着屋子里的熟悉与不熟悉的朋友，把每个人的“病”都扫了个溜够，然后开始以指点迷津的姿态指手画脚起来。那意思是，瞧！我的功力如何？过于敏感的“病人”就会紧追着问，那我可怎么办啊？您说我的问题严重吗？德国的家庭治疗大师海灵格对这类现象有个精彩的评语――是来访者需要你的帮助，还是你更需要帮助来访者？

　　李子勋就没有这一类做派。他的内在是实的，爱流露于他的笑容与举手投足中。是的，这是真正的专业工作者。心理治疗到最终要解决的是一个爱字。正是因为对来访者的爱与尊重，才能够真正从来访者的需要出发去咨询，让来访者受益。

　　对话

　　TH:这么说您对夫妻关系的问题，是主张要通过不断地改变自己来改变整个家庭吗？

　　李：关键是家庭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一个对人性比较理解的人，他对任何人的需求是理解的。当然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权益斗争，但你的权益不能够妨碍对方。比如说你喜欢看书，你不会因为先生不喜欢看书你就放弃看书；但是如果你喜欢干净，你不仅自己干净，而且让先生一回家就洗澡，那你的要求就需要调整。

　　我觉得再矛盾的夫妻其实都是可以调和的。因为你对对方有期待，当这个期待超过对方的能力，你可能觉得对方是反抗你。实际上他不是反抗你，而是他从小就建构了这个行为，在没有认识你以前，他就是这样在生活的。

　　比如有的太太来找我，说经常和先生吵架。我会和她分析先生的忌讳在哪，比如你出门时没有关窗户，先生认为不安全，所以争吵，等等。怎么解决呢？先生在家的时候，关好窗户，先生出差时，你可以开着窗户睡觉。如果不是对你有人格或尊严的干扰的话，全都是可以并存与接纳的。太太过去认为先生是要控制她，不高兴。但如果我们说这是因为先生有不安全感，他需要你来分担他的焦虑，因为你们是夫妻，家庭有这种缓冲焦虑的功能，这样的引导更容易达成关系的平衡。

　　TH: 在情感关系里面，很多女性对安全感的需要比男性要多得多，我们该怎么对待？

　　李：所谓女性安全感不足的说法，那是文化建构的。我不认为一定是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安全感。实际上在任何复杂环境里面，雌性生存力要强一些。只是人类的文化标定了女性是一个依赖者，文化莫明其妙地就有一种力量让女性真的成为依赖者。

　　所以不要相信先验的东西，比如女性安全感不足之类。一旦你有了这个结论，就大大的妨碍了你咨询的能力。你必须要有多种可能性来作为咨询的工具。当她需要扮演一个弱者来获益的时候，你可以支持她：“是啊！这个文化标定女人就是弱者，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弱者呢？”当她想通过自强来成长时，你也可以说：“对呀！本来女性就不是一个弱者，为什么就不能自强呢？”你所有的理论都要建构在“当事人的需求”的前提上，这样才有意义。有很多咨询师的问题在于他认为哪一种理论是好的，他就总希望当事人接受。他执着于理论的正确，说明他还是一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