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全国多个省份接连发生震惊全国的惨烈血案，而且理由和过程都相当变态，如：

　　邱兴华，陕西省石权县一名47岁农民，在一家道观一口气杀10人，逃亡路上又杀1人，且将道观主持熊万成剖心割肝，甚至切成丝炒熟，而他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他认为熊万成摸了他妻子一下。

　　董文语，28岁温州平阳县龙尾乡百尖村人，在多个省份连环作案，杀死6人，被他杀死的女性都被奸尸，并在作案现场用遇害者的鲜血写上“杀人者恨社人”的大字，而其“杀人日记”中则写着“我恨社会，社会恨我”。

　　石悦军，35岁的吉林省一个杀猪的农民，6天内连杀12人，连自己唯一的童年玩伴都未放过。事情发生后，她73岁的母亲在难过震惊之余把儿子作案的理由归纳为“小气，遇事情看不开，肯定有精神病”。

　　张友添，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培群村38岁农民，2年多时间作案多起，前后杀害10人，目标多是打工妹，甚至连自己的第三任妻子都未放过，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因为受不了丈夫暴虐的性格而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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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样面对这样的血案？该怎样理解这样不可思议的血案？

　　这些案件极其血腥，极其邪恶，且非常难以理解，因为作案的动机和作案的后果看上去实在太不匹配了。

　　邱兴华杀10人，仅是因为妻子被摸？

　　石悦军杀12人仅是因为管屠宰的一名管理员乘酒劲威胁他说“没有再带黑猪肉了吧，小心老子办了你”？

　　至于董文语和张友添，难道杀人只是为了劫财？

　　变态的行为背后，是变态的心理。

　　根据媒体的报道，他们都像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邱兴华的症状很像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石悦军像是偏执型人格障碍（他曾被诊断为抑郁症），董文语和张友添则很像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三类患者都是最容易出现严重暴力行为的，因为他们心中对其他人有强烈的敌意和仇恨。

　　那么，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向邪恶的呢？在各大网站上看到的评论，多数的归因是社会的不公正。

　　譬如，邱兴华曾四次被抓到派出所，但最后都被无罪释放；石悦军的屠宰生意则受到一些管理部门的多次管制……

　　这种归因有一点道理，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不是社会的“失和”，而是家庭的“失和”。

　　家庭，是爱的主要传递者，但也是仇恨的主要传递者。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前者，并常将其严重美化，但我们却忽略了后者，甚至是有意无视家庭传递仇恨的功能。

　　这种无视，直接导致家中的弱小者——这必然是孩子——成为仇恨或苦难的主要承受者，并因而患上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等他们长大后，具备了加害别人的能力，于是将家庭传递给他们的仇恨转嫁给其他人，这种仇恨和苦难因而传递到了社会上。

　　由此，家庭失和，变成了社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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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四个惊天血案的制造者身上，是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的。

　　邱兴华，妈妈是精神病患者，且幼年时父亲去世；

　　董文语，妈妈不仅是精神病患者，还在董文语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另一说是改嫁），父亲则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石悦军，4岁丧失，母亲一人拉扯大5个孩子（石悦军是老么），生活非常艰辛；

　　张友添，有兄弟姐妹6人，家境贫寒，自幼性格孤僻内向，据说16岁时被一50来岁的女人“诱奸”。其邻居称，他小学3年级时患了脑炎，此后就性情大变。

　　显然，贫困是这四个家庭的共同特征，但比贫困更可怕的是家庭不幸。石悦军和邱兴华均自幼丧父，邱兴华和董文语的妈妈都患有重型精神疾病。四人中只有张友添一人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种破碎的家庭，很容易让一个孩子形成破碎的心灵。

　　心理学的研究认为，1岁前的婴儿得不到好的照料的话，容易成为重型精神疾病患者，譬如精神分裂症或人格障碍；3岁前的幼儿得到虐待的话，容易成为人格障碍；4～6岁的儿童如果发展不好，则容易成为神经症患者。

　　神经症、人格障碍和重型精神疾病是心理疾病的三个基本类型。神经症最轻且神经症患者一般是责任心和道德感过重，对其他人和社会没有危险性；人格障碍患者的责任心严重丧失，容易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且非常难以被治疗；重型精神疾病的代表是精神分裂症，更难被治疗。

　　就是说，受到的伤害越早，一个人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就越重。相应的，越是好的父母，就越有可能帮助孩子度过人生中最早的6年。如果一个孩子的前6年的家庭生活相当温暖，那么他的人格就基本健康，长大后就会成为一个有同情心、有自省能力的正常人，未来再残酷的人生苦难也难以将他折磨成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狂。相反，那些因为某种情绪而大开杀戒的杀人狂，你差不多都可以从他们6岁前的早期经历中找到原因。你会发现，这些疯狂的施暴者，以前都曾是脆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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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孩子的受害，是因为父母本身就是施虐狂。有的父母，以“教育”的名字残忍地虐待小于6岁的幼小的孩子，有的父母，则干脆就把小于6岁的孩子当成自己情绪的发泄对象。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几乎必然会有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受的虐待越重，心理问题的程度就越重。

　　一些孩子的受害，则因为父母天然不是合格父母。譬如邱兴华和董文语，他们的妈妈都是精神病患者。这样的妈妈，是很难给予孩子好的照料的。她们沉浸在自己分裂的世界里，甚至在孩子1岁前，就没能力敏感地体察到孩子的需要并及时地给予满足。假如她们还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的话，那样她们的孩子必然会形成这种逻辑“我的苦难，都是别人造成的”，因为不到1岁的孩子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一旦受苦，那势必是照料者的错误。等长大后，他们就会把这种逻辑带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一旦有什么挫折，他们不会去寻找自己的原因，而是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错。具体到邱兴华身上，就是他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妻子和女儿造成的，所以他认定女儿不是亲生的，还妄想妻子背叛了他。至于董文语，则认为是整个社会都恨他。

　　在石悦军和张友添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很容易归罪于人的特点，这种特点，常常是因为他们幼小的时候得到的照顾不够。

　　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温暖，他就发展不出成熟的道德感和责任心来，他没有内疚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这让他对自己的逻辑——“我的苦恼，都是别人造成的”——非常执着。由此，他们很容易被激惹，很容易归咎于人，很容易报复，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也很难被改造。

　　甚至，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办法，阻止邱兴华们制造血腥的事件。即便在体制相当完善的西方社会，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些糟糕的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成为血腥的杀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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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也并非束手无策。除了完善社会体制外，我们还可以想办法减少家庭中的恶，或者不让孩子成长在一个糟糕的家庭中。

　　这一点，我们可以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些国家，如果父母虐待他们的孩子，一旦被人发觉，父母的抚养权会被不同程度的剥夺。父母暴打孩子，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还有很多制度，都在限制坏的父母、不合格的父母的抚养孩子的权利。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给一个妈妈充足的抚育孩子的时间。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妈妈是孩子天然抚育者，也是孩子最早的依恋对象，妈妈与孩子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对此，北欧国家做得非常好，刚生育的妈妈的产假甚至长达3年。这非常有道理，如果一个好妈妈陪着孩子度过了前3年，那么这孩子长大后最多也只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基本没可能发展成人格障碍或重型精神疾病。

　　俄罗斯的妈妈们则在自发地这样做。因为复杂的社会动力，现在俄罗斯的妈妈有三分之一是单亲妈妈，但她们普遍会在生下孩子后从公司辞职，专心做三年的全职妈妈。

　　相比之下，我们的社会非常糟糕。文革期间，我们几乎是制度性地把孩子交给家庭以外的人抚养。等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也被继承了下来，年轻的妈妈们多数因工作原因，而把新生儿交给老人抚养，但这个交接工作，普遍做得太早了，这对孩子会造成相当的伤害。在农村，现在就有了数千万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心理状况，注定会比北欧和俄罗斯的孩子糟糕很多。

　　不仅如此，因为太讲“孝道”，当发生父母虐待孩子的案例时，父母得到的惩罚很轻，且很少被剥夺抚养权，孩子仍要生活在糟糕父母的威胁之下。譬如广州那位割掉自己女儿双耳的妈妈，她没受到什么惩罚，相反那女孩倒没什么办法可以保护自己，全社会尽管义愤填膺，但也没有一个制度可以帮助那个女孩。

　　就社会体系来说，把孩子的抚育资格全交给家庭，自然最省心，但是，整个社会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那些在残缺家庭中受到恶意的虐待或无意的伤害的孩子，等成人后，有很大的可能会把他们所受的伤害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要想真正避免邱兴华、董文语、石悦军和张友添这样的变态案件的发生，真正需要做的，是提高社会每一个家庭的和谐程度，那是根本性的解决之路。否则，光从法律体制或社会管理体制入手，是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变态案件的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