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心理学界有人认为:人从诞生之日起就自发地具有死亡本能，死亡本能旨在使人回到生命诞生之前的无机状态。一切生命皆起源于无生命的无机物，而死亡本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使生命回复到无生命的状态。死亡本能对外的极端表现是杀人，对内的极端表现是自杀。在这两极之间，还有无数程度不等的中间状态，如自我谴责、自愿受难、自愿禁欲、酗酒、犯罪、故意失败、故意生病、故意受罚、有意无意地寻找和制造所谓“意外事故”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死亡本能和自杀倾向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

　　种种因成长环境中的悲剧因素与意外打击给人造成的“恶劣心境”，由于没能得到及时的清理疏导，便产生了人称之为“作死”的怪诞行为实是事出有因。

　　卡夫尼是北美某监狱的一名收监犯，心理学家安东文采访他时，他直言不讳自己讨厌穿军服的人。军服象征着法律与权力，而他强烈反抗的是整个社会而非哪一个个人。这种逆反心理强烈到了不惜自虐、自残、自毁的地步。有一次在监狱中他因病昏迷了，监狱医院不惜重金及时采取了抢救措施为他治好了病。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看见有记者在场，愤然拔下氧气管，说:别指望我会感激涕零地说好话为你们作宣传，救活了我我也不领情，这是你们的职责而已……然而，他却很“绅士”地对抢救他生命的医务人员表示了感谢。他自认为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并称采访他的心理学家安东文为“社会工作者”，对他无偿地为囚犯心理咨询给予了赞扬。通过卡夫尼的行为与心态，安东文了解了他的自我毁灭的心理状态，同时，通过他的遭遇经历，进一步探究到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是何种外部条件促使“犯罪人”向着快乐本能的另一极端——“死亡本能”转化，致使他成了现在的情形。

　　原来，卡夫尼从小就被父母送到别人家领养。养父母对他很疼爱，他的童年因此也很快乐。后来，养父母因一次涉法案件受到冲击，双双亡故，他后来因为犯罪被捕，当时他17岁。后来，他获释出狱，又因工作、婚姻等诸事项一时无法落实，曾历经坎坷与磨难，最终因诸事皆不如意，仇恨的种子开始萌芽，心态与人格明显变态，对社会与人生失去了信心，并拒绝了自己对希望的追求。从此他的心沦入了地狱，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他声称复仇社会，而首先毁掉的却是自身。

　　人生的挫折诱发了卡夫尼心中破坏的恶魔，他被击倒了。然而，他的病态人格却使他把这种溃败当做“英勇悲壮”来陶醉，他赖以依存的心理支持是“社会是不公平的”，他的反抗是“正义的”。他以为自己有气节、骨头硬、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是一条“佐罗”式的好汉。他对自己以身试法做“替罪羔羊”的壮举颇为自得，他的炫耀正是来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之中，他以自毁来反抗他认为的黑暗现实，因此虽在服刑却无痛苦之态，有幸灾乐祸之感。他用接受惩罚来拯救自己与社会，他既把自己当成“替罪羔羊”，又把自己认同于“圣人”似的伟大。

　　其实这种种意义全是卡夫尼心中虚幻的妄念，他只是一个有着严重自虐心理疾患的病人，这种自虐心理在他青春年岁被判服刑之后便开始形成。虽然后来他得以获释出狱，但由于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连连失利，使得破坏与死亡的冲动在他的生命中压倒了生存的愿望。他是一个性格脆弱的人，所以这种“死亡冲动”被深埋心中，没有采取杀人或自杀的方法来表现，而是采取了逐步自毁的方式来耗损自己。

　　自我毁灭确实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相应的努力来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死亡本能抗衡。我们经常看见的争吵、仇恨、殴斗、无谓的浪费、随意的破坏;看见人牺牲自己去损害他人，处心积虑地花费时间与精力去缩短其生命，甚至在无可破坏的情况下，索性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便都是自我毁灭本能的变形而已。

　　但为何仍有很多人能透过生活不如意的屏障，感悟到了生存的快乐呢?这是因为除了“死亡本能”，生命中还有“快乐本能”，即“爱的本能”在软化与中和自毁冲动的原因。正是强烈的求生存与求快乐的“生命本能”，指引着人类走到了今天，创造了现有的文明，地球上才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