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孩子目睹了血腥事件，怎么办？
　　普通家长们最常见的举措是，让孩子彻底远离现场，切断一切与这个现场有联系的线索，最终让孩子忘记这件事情。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最糟糕的处理方法之一。“实际上，我们无法完全忘记一次灾难事件，小孩子也不例外。”广州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胡慎之说，“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将其压抑到潜意识中去，这样一来，意识上达到了忘记的目标，但深藏在潜意识中的记忆仍然会具备巨大的杀伤力。”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面对。本月上旬，惠州市发生一起惨烈车祸。中午放学时分，一辆大货车冲上斑马线，撞死3名小学生和一名老人，因发生在一所小学附近，至少上百名小学生目睹了这一血腥惨剧的发生，许多孩子当场吓得哭了起来，不少孩子回到家后不吃饭，也无法入睡，少数孩子则一直哭个不停。
　　惨剧发生之后，胡慎之通过本报驻惠州的记者向小学的老师和家长提了一些建议，建议他们鼓励孩子去面对这起惨剧。具体的方法就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一起回忆事发的经过，让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支离破碎的片面了解变成完整的了解，最后，举行一个悼念仪式，告别遇难的同学和家长。不只是目睹惨剧的学生才参加，所有与遇难者有关系的孩子都参加，“这些孩子虽然没在现场，但他们也面临着重要的失去，他们和在现场的孩子一样，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了死亡。”
　　“据我所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胡慎之12日在接受采访时说，“孩子们最近去现场举行了一次悼念仪式，用烛光和鲜花表达了哀悼。”
　　“只有面对死亡加哀悼才能让我们从心理上真正结束一次创伤性事件，”胡慎之强调说，“逃避和忘记是错误的，它们只能起到相反的结果，让创伤性体验伴随我们一生。”

　　忘却：不可能实现的“治疗”

　　面对灾难，我们最容易出现的第一愿望是逃避和忘却。很多时候，忘却看上去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譬如，经历过车祸并痛失妻子的丈夫差不多忘记了当时的场景，只有妻子当时的一声尖叫会出其不意地在他耳边响起，偶尔，还有他猛地刹车时汽车轮子磨地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吱……”的声音会侵入到他脑海里。

　　“这种破碎的记忆片断意味着更大的杀伤力，”广州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胡慎之说。他说，重大的心理事件是无法完全忘却的，我们硬生生地把一起灾难忘却，不过是将它压抑到潜意识中去，而这些记忆的碎片突然出现在脑海里，实际上就是它们突破了我们的封锁，从潜意识跳进了意识中。

　　它一旦侵入，我们会继续去努力忘却。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而这一事件对我们的伤害也就永远在继续。

　　并且，创伤事件现场的一些情境会成为创伤体验的“扳机”，我们一看到它，就仿佛扣响了痛苦的一枪，并被悲痛的子弹击中而不能自拔。譬如，在车祸中丧失妻子的丈夫，从此以后可能无法再开车，如果事发现场有特定的路牌，那么这个路牌就会成为“扳机”，他一看到这种路牌，就会陷入到莫名的悲痛中。

　　另一种处理灾难事件的常用方法是理智化。譬如，一些人可以不带感情地去谈论自己的灾难性事件，就仿佛是这起灾难是别人的，而他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旁观者。这样做的人，他没有刻意去忘记灾难事件，他甚至会对当时的情境记得一清二楚，但他“忘记”了自己当时的情感。

　　这两种处理方式，目的都是隔离，即将创伤性体验和创伤性事件隔离开来，让自己脆弱的心不与这起事件建立起任何关系。

　　但是，这两种方法意味着，我们没有对自己的创伤性体验做任何处理，它只是被原封不动地压抑到潜意识中去了。这样做像是在压弹簧，我们耗费了巨大的心力，将创伤性体验压到潜意识中去，但我们用力越大，弹簧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

　　也正是因为这些方式，很多人在遭遇创伤事件后发展成严重的心理障碍——急性应激障碍（ASD）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这个他刻意逃避的创伤事件则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要预防创伤事件发展成心理障碍，”胡慎之说，“最关键的是及时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让当事人在安全的情况下，重新与创伤事件建立起联系。”

　　案例：被“吓傻”的16岁男孩

　　去年秋天，16岁的许军和堂弟许波以及另外一个小伙伴一起去河边玩。他们都不会游泳，三个人都抓着一个大的汽车轮胎戏水。当时的风很大，突然间，许波的手没抓紧轮胎，被河水卷走了，他举着手大声呼救，许军也赶紧伸过手去抓他，但就在抓住他的手那一刻，一个漩涡冲过来，卷走了许波。

　　那个小伙伴吓得不知去了哪里，许军则狂跑了3公里冲回家里，一边跑一边喊，“波波落水了，波波落水了。”有人先跳进河里找许波，不久许家整个家族都出动，但过了8个小时后，才找到许波已经冰凉的尸体。

　　人们都去关注许波及其父母，而忽略了许军。这个本来活泼开朗且在救助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勇敢的孩子，在看到堂弟的尸体后，却完全陷入了沉默。堂弟三天后下葬时，他没去送葬。他们家是一栋二层的楼房，许军整天关在他在二层的房间里，不下楼，不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连父母都不理会，邻居都说“这孩子被吓傻了”。

　　更糟糕的是，许军很快受到了第二次刺激。就在许波下葬的第4天，4个蒙面人在夜里闯进许军家，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当时，父母为了安抚许军，和他睡在一张床上，但在持刀的蒙面人面前，他们也只能和儿子一起瑟瑟发抖。

　　后来，有人猜测，这4人是打捞出许波尸体的外地人，因为对许家给的报酬不满，所以洗劫了位于村子外围的许军家。这件事情发生后，许军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以前，他虽然不说话，但和父母还有目光交流，现在，无论是谁在他面前，他都是呆看着前方，眼珠子一动都不动。

　　分析：创伤事件颠覆了我们的信念

　　胡慎之说，创伤事件具有颠覆性的破坏力，因为它颠覆了我们几个错觉，而这些错觉本来是我们安全感的重要源头。

　　错觉一：我能决定我的生活，我是我自己生活的主宰。

　　错觉二：生活是公正的，我是好人，所以坏事不应该落在我头上。

　　错觉三：生活是有意义的，一件事的发生一定有其理由。

　　错觉四：我是坚强的，我不会被击垮。

　　正常人都生活在这四个积极错觉中，它们给了我们安定感和秩序感，但不期而至的灾难事件颠覆了这些错觉，进而摧毁了我们的安定感和秩序感，让我们陷入巨大的担忧中，“下一秒，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

　　并且，这种巨大的担忧引发了下一轮的消极错觉，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

　　我完全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是对我的惩罚；生活完全是荒谬的；我如此脆弱，已经经不起一点打击了。

　　这些消极的错觉，会让我们特别关注哪里有危险，而这会消耗掉你大量的精力，导致你对其他事情丧失兴趣。如果接下来又发生了第二起、第三起甚至更多的创伤事件，于是积极的错觉彻底被摧毁，一个人转而完全向消极错觉投降。对于许军来说，家里被四个蒙面人洗劫一空就是第二起创伤事件，这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不过，从积极错觉到消极错觉并不是在一瞬间完成，一般说来，这有四个转变步骤：

　　第一，斗争。当事人否认灾难的发生，或者被激发起罕见的勇气，与其作斗争。譬如，听到妻子出车祸去世的消息时，丈夫在第一时间会强烈否认：“不可能，你一定是在欺骗我，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在看到许波的尸体前，许军一直在积极努力地参与救人过程，这也是在斗争。

　　第二，逃跑。意识到事情不可逆转时，一些当事人会逃避。譬如，一起玩的小伙伴看到许波落水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再如，看到血腥场面，我们会转过头去。

　　第三，木呆。强烈的否认没收到效果，丈夫接受了妻子去世的消息，有一段时间，他会一动不动地呆呆地站着，没一点反应，这就是木呆。

　　第四，屈服。木呆了好一会儿，硕大的泪珠一颗颗掉下来，接着很快变成号啕大哭，这意味着对妻子去世这一灾难事件的屈服。

　　胡慎之说：“这四个步骤是与性格无关，是遭遇灾难事件后的必然反应，它给了我们缓冲时间，让我们逐渐可以接受灾难。”

　　案例：许军从抽泣变成放声大哭

　　许家与胡慎之相熟，许军也认识胡慎之，于是他们请胡慎之去处理这件事情。胡慎之经过调查后知道，在许波落水的事情发生前，许军一直喜欢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一起玩。

　　孩子是最没有侵犯别人的能力的，就算许军的安全感低到了极点，他下意识里也会知道一个6岁的孩子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于是，胡慎之带着这个小男孩去看望许军，他先让小男孩和许军说话。果真，许军回应了小男孩一句。

　　胡慎之抓住了这一机会，他问许军：“你是不是很害怕？”

　　许军没有反应。胡慎之知道要给他时间，一边耐心地等待，一遍安慰他说：“这（许波溺死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不用害怕，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许军摇了摇头，但摇了约5秒钟后，他开口了，像是喃喃自语地说：“波波没了，我抓他没抓住。”

　　“我们都知道，你非常勇敢，没有人怪你。”胡慎之说。

　　听到这句话，一大滴泪水从许军的眼里滴下来，接着是一连串的泪珠，再接着是一下又一下的抽泣。胡慎之用双手抱住他，并有节奏地拍他双肩。很快，许军从抽泣变成放声大哭，那是撕心裂肺的哭。

　　在这个时候，哭是最好的治疗，胡慎之只是继续有节奏地拍许军的双肩，让他好好放声哭了足足20分钟。

　　分析：哭是最好的治疗

　　如果遭遇亲人的离世，哭和哀悼是最好的治疗。

　　在许军的案例中，撕心裂肺的哭是必需的，这意味着对失去的承认，而承认就是最根本的治疗。并且，在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许军与当时的事件、当时的体验重新建立联系，而不再是隔离。很多时候，痛苦的情感和痛苦的事实之间的联系被阻断了几十年，我们以为这样做可以逃，但实际上无处可逃，因为这种痛苦就在你心里。

　　其实，那几天来，虽然这些画面一直在脑子里盘旋，但因为许军从来没有哭过，这意味着这些画面从未真正进入许军的内心中，这其实是情感的隔离。而在哭声中，这种隔离消除了，情感与事件重新走向和谐，不再分裂。好的事实，我们要快乐，而坏的事实，我们要痛苦，这样的和谐才是对命运的真实接受。至于最坏的事实，即亲人的去世，我们会撕心裂肺地痛，这种痛，意味着对事实的承认和接受，而只有承认和接受了，我们才能去做告别。

　　哀悼就是告别。哀悼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他们的离去”。追悼会、周年祭奠、清明节等等，都意味着我们对亲人离世这一事实的接受和面对。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结束哀伤。

　　案例：在那里向波波做一次告别吧

　　等哭声低了一些后，胡慎之松开双手，再问许军：“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好吗？”

　　许军点了点头，开始了描述：当时，他们三个人都抓在轮胎上，突然间，波波向河里倒去，他大喊“救命”，许军伸出手，去拉他，但就在快拉到他的手时，波波一下子被水卷走了，“他看了我一眼，我还记得他的眼神，那么绝望，又那么充满渴望。”

　　原来，这几天来，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着这些画面。等他把这些画面描述完，在胡慎之的授意下，许军的父母又向儿子认真地描述了其他一些事情，譬如许波是怎么被打捞上来的，是怎样下葬的，许波的父母——许军的伯父和伯母——又是怎样哭得死去活来，但他们现在恢复了平静。这些细节，许军的爸爸妈妈以前一直不敢对儿子讲，生怕会刺激儿子。许军也的确再次受到了“刺激”，听到一个又一个伤心处，他哭了一次又一次。

　　等他的父母把这些细节讲完后，胡慎之问许军：“（许波落水的）那个地方，还敢去吗？”

　　“不敢去。”许军说。

　　“不，去一趟吧，让爸爸陪你去，在那里向波波做一次告别吧。”胡慎之说。

　　当天晚上，胡慎之离开了许家，后来他知道，第二天，许军就走下了楼，开始和邻居说话，眼神也恢复了正常。再过了几天后，正好是许波的生日，许军在爸爸的陪同下，两人去了许波落水的地方，烧了纸钱，向水里投了一些许波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哭了一场。但从此以后，许军恢复了正常生活，在歇了近两个星期后，他又回学校上课了，而且在期末考试中成绩还有了进步。

　　分析：为什么进行痛苦回忆？又为什么要拍打双肩？

　　在这次非正式的治疗过程中，胡慎之有两点工作是一般人不注意的：第一，向许军描绘许波落水乃至死亡的种种细节；第二，拍打他的双肩。

　　心理学中有一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句话有着太多的含义，放到创伤性事件中就是，支离破碎的部分意味着伤害，而完整则意味着治疗。

　　对于许波落水而溺死这一件创伤性事件，虽然许军是第一目击者，但他对这一事件仍然是只掌握着部分的信息。为了帮助他对这一事件达成整体性的了解，他父母及其他人应该告诉他整个事情的细节。

　　这样做，看起来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但一旦达成后，它却具有不可思议的治疗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胡慎之在处理惠州车祸时，他建议老师和家长指导孩子们“相互诉苦”，其目的是在诉苦中相互帮助达成对整个事情的了解。

　　拍打双肩则有特殊的治疗意义，其目的是通过拍打双肩唤醒大脑双半球。我们已经知道，左半脑偏理智，右半脑偏情绪，而在创伤性事件中，当事人会天然地倾向于隔离情感与理智。拍打左肩，就可以激活右半球的活动，拍打右肩，就可以激活左半球，而通过有节奏地拍打双肩，就可以帮助许军消除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隔离。

　　“不要小瞧这个动作，”胡慎之说，“它具有不可思议的治疗价值，可以有效地帮助当事人整理记忆中的碎片，将其变成有治疗价值的连续的整体。”

　　在正式的治疗中，咨询师也常采用拍打当事人的双腿，或引导他晃动双眼，来实现类似的治疗作用。

　　遭强暴女性，92%会发展成严重的心理障碍

　　如果许军的案例再迟半个月处理，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因为情感和离职隔离得太久，处于青春期的他可能会发展成人格解体。

　　“这是一次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胡慎之总结说，“其实，广州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需要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

　　譬如，泥头车造成的系列车祸，以及一所大学的连环自杀案件，波及到的人都应该接受心理危机干预，在专家帮助下，坦然地回忆一下惨案的各个细节，将“支离破碎的有害片段整合成有治疗作用的连续整体”，最后对死难者集体做一次告别。

　　“这些事情，需要一次大规模的危机干预，压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刻意不让大家回忆，那么就会化为一个个不连续的片断，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仍发挥巨大的伤害作用。我们应该去面对，并以烛光悼念，或各种各样的悼念仪式，做认真的告别。只有面对才能得到解脱，否认和逃避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胡慎之说。

　　他强调说，那些目睹自杀现场或车祸现场的人，如果脑海里总是有一些细节在纠缠他们，那么，他们最好去做一下心理治疗。“请记住，一声尖叫，一声刺耳的碰撞声，意味着更大的伤害。”他说。

　　曾经被强暴的女性也特别需要心理治疗，那些没有得到过心理危机干预的被强暴女性，其92%的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其表现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而且特别敏感。

　　譬如，一名32岁的女士，每当闻到松木的味道，就会莫名地焦虑。于是，她竭力避开一切有松木的地方，但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不得已，她才来做心理治疗。在治疗中，她终于明白，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她曾在某所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被强奸。她刻意忘记这件事，并在意识上基本成功了，但她的身体却“记住”了这一事件。

　　“被强暴意味着自己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这会对前面提到的错觉造成巨大冲击，所以也具有极大的伤害性。”胡慎之说，“这并不仅仅是对身体的伤害，以及性的羞辱，它实际上造成了全面的伤害，让受害女性对整个人生是否有安全感产生颠覆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