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联想法产生于古老的催眠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和古埃及都曾使用过催眠暗示进行治疗。在古希腊，病人在“患者睡眠殿堂”里由施术者综合使用音乐、药物、重复言语等多种方法，使患者进入睡眠；在古埃及，“殿堂睡眠”是由焚香和吟诵而诱导发生。当患者处于睡眠状态时，施术者即暗示症状将会消失，患者将获痊愈。
现代催眠术始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由麦斯麦所开创。1843年，布雷德《神经催眠术--神经睡眠的理论基础》一书发表，认为催眠是一种单一观念，即全神贯注于一个特殊观念而不能从睡眠中觉醒的状态。1872年，沙柯开始研究用催眠术治疗癔症。1885年秋，弗氏赴巴黎，成为沙柯的学生，看到沙柯利用催眠术直接通过说话制造或打消疾病的表演。弗洛伊德也开始用催眠术治疗病人，“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1889年夏天他又抱著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前往法国南锡，在那里“亲眼目临了年迈的利埃博为下层贫苦妇女儿童治病的动人情景，观看了伯恩海姆对院里的病人作的惊人试验”。回到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结合了他的同事布洛伊尔治疗一位21岁的年轻女子癔症障碍的方法进行催眠治疗。布洛伊尔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使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要她讲出压在心头的忧患。当病人自由地表达她的情绪和压抑的心理活动后，其癔症症状便消除而不再复发。这种方法，布洛伊尔称催眠下的“宣泄法”。
随著经验和时间的增加，弗氏隐约地把握到了“移情”的作用，发现即使治疗效果再好，一旦他和病人的个人关系受到干扰，那些效果便会倾刻之间化为乌有：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个人感情关系毕竟要比整个宣泄过程牢固得多。特别是在一次催眠醒来后，他的女病人搂著他的脖子。这使弗氏彻底认识了催眠术的局限，从而决定放弃催眠术。结合自己在伯恩海姆那里了解到，病人清醒后可以回忆起某些在催眠状态下再现的过去事件，弗洛伊德推断，“病人肯定实际上‘知道’所有那些迄今为止只是在催眠状态中他们才能接近的东西。”他开始尝试著以断言和鼓励，再辅以手的触摸，使病人把那些已经遗忘的事实和联系引入意识之中并说出来。只保留了一个惯例，那就是要病人躺在沙发上，弗洛伊德坐其身后，不让他看见自己。
新方法的应用使弗洛伊德看到了治疗中“抵抗”的存在，病人的意识拒绝对痛苦的回忆，将其压抑掉了。这使弗洛伊德对神经症有了新认识。同时，新方法也在治疗应用中不断改进。弗洛伊德最初采用通过坚持和鼓励来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使他与病人双方都过于紧张，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某些明显的批评。于是，他改变了那种鼓励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题进行叙述的做法，让患者进入一种“自由联想”的过程：
就是说，脑子里出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但是最关键的是，患者应该保证逐字逐句地说出他自我知觉到的一切事情，不能在以某些联想不够重要或者不相干或者根本没有意义为理由而企图将其搁置一边的批评性反对意见面前屈服退缩。没有必要明确地反复要求患者坦率地报告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这就是精神分析自此以后采用的基本治疗方法。
自由联想与催眠的疗效区别在于：催眠中病人很快丧失了自主意识，心灵深层内容很快浮现出来，虽然通过暗示向无意识灌注信息或宣泄无意识中的压抑，症状会有所缓解，但由于缺乏自主意识对此的觉知，而无法达成与自主意识的一致。因此时间一长，由于自主意识的惯性作用，原来的治疗效果慢慢丧失，这是催眠疗法的缺陷。弗氏在临床中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与催眠相比，在自由联想中，由于自主意识加入，无意识内容的显现变得艰难而漫长，然而一旦出现后马上被意识所掌握，不再是一种莫名的驱动力，其带来的症状也就随之消失，不再复发。所以精神分析的疗效稳固，而疗程一般较长，具体则要取决于无意识出现的情况。一般说来，心灵越开放、禁忌越少的人疗程越短。
自由联想强调在清醒状态下讲出头脑中冒出的所有东西，不进行意识加工，不加任何批判，让思维自发运动，这种做法与佛教禅观中“观心无常”有相似之处。在一般意识状态下，意识的自由流动会使人思绪纷飞，很容易进入妄想状态，带来情绪大起大落。佛教认为，这正是人生烦恼的表现方式。为改变这一状态，佛教采用禅观的办法，先使心境进入一种专注、稳定、平静的状态，再任由思绪冒出来，这时头脑中流过的每一个念头都清晰可见，了了分明，心中产生一种觉照，心境不会轻易随之而去，一方面没有失去意识的活力，另方面又保持了心灵基本稳定。自由联想法则是让人在冒出任何念头时都大声地把它说出来，这样随著舌头、口腔肌肉、耳朵听力，甚至整个身体的运动，人们对说出来的这个念头都更加清楚明白，产生一种理解，从而不会轻易地随著情绪走失。
另一方面，由于专注于内心的体验，佛教禅观和精神分析自由联想都同样存在著危险。当念头的力量过于强大，即冒出来的思绪背后隐藏极为强大的愿望和压抑，已远远超出定力或肌体运动带来的投注力，这时人反而会随著冒出的情绪而走。加上专注于内心时投入该念头的意识力量比平时要高，一旦情绪爆发，在禅定中就会出现疯狂，在分析中就会出现躁狂倾向。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佛教与精神分析相似而又不同的实践方式，决定了它们之间理论的异同。我们后面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以此为根基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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