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因兹·科赫特（Heinz Kohut,1913——1981）创立的，其人格结构观、人格发展观、人格动力观、心理病理观和心理治疗观，都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它既能解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如结构神经症、俄狄浦斯情结等，又能解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如自恋人格障碍、自身障碍等，因此，它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新范式[1](p.82-88)。

　　自身心理学认为，自身（self）是人格的核心，它有三个成份，即志向（ambition）、理想（ideal）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才能（talents）和技能（skills）。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充当自身对象（selfobject）的人（通常是父母）能否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即反映性需要（mirroring need）、理想化需要（idealizing need）和他——我需要（alter-ego need）。如果父母人格健全，那么就能基本上满足孩子的这些心理需要，父母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偶尔的失误，反而会促进个体人格结构的形成，使儿童将原先由自身对象为其行使的心理功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结构，科赫特称这一过程为变形性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如果父母人格有缺陷，那么就不能满足孩子的这些心理需要，使孩子遭受创伤性挫折（traumatic frustration），使孩子不能将原先由自身对象为其行使的心理功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结构，从而导致自身这一人格核心在结构上存在缺陷，导致各种心理病态。由此可见，自身心理学认为，自身的发展状况，心理疾病发生与否，是由个体与自身对象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科赫特一开始信奉精神分析的自我理论（ego psychology），信奉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病理学解释，他之所以逐渐发展出迥异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自身心理学，开创一个精神分析的新范式，就是由于他在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中发现了许多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所不能解释、说明的“反例”[1](p.87)。科赫特发现，弗洛伊德时代盛行的神经症已为新的心理疾病（如边缘性障碍和自恋性障碍）所替代，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具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特别脆弱，自尊心十分不稳定。科赫特发现，用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这类病人的心理冲突，既不能缓解其痛苦，也不能中止其不良行为[1](p.87)。

　　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临床资料这一基础之上的。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表明，临床资料与既有理论冲突之时，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变革之机。也就是说，当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临床资料时，精神分析学家就会以新的临床资料为基础，扬弃原有的理论，另辟蹊径，创立新的理论。而身处不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之所以会收集到不同的临床资料，正是由于人们的精神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深刻变化是由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引起的。本文拟从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剖析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挖掘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这一精神分析的新范式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心理学史家杜· 舒尔兹指出：“人是包括他的环境在内的种种不同社会势力和制度的产物”[2](p.12)。塔尔科特·帕森斯论述过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价值模式（价值观、信仰和语言等）通过社会化机制内化到个体人格结构之中。通过横向比较，文化人类学家发现，在不同文化体系间，典型人格各不相同；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神经症及相关症状和禁忌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同文化引发不同的精神障碍[3]。就同一个文化体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典型人格会产生相应的发展、变化，典型的精神障碍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初，科赫特的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在美国逐渐发展出来。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本身虽然没有变，但其表现形式却有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体的人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其主流文化仍然是新教文化，即加尔文教及其各种修正形式。新教有三个基本教义：增添上帝的荣耀、预定论和神召。教徒们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用各种方式增添上帝的荣耀；世俗活动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可以增添上帝的荣耀；投身世俗的工作是响应神的召唤[4]。这些宗教思想包含着个人主义价值观、乐观精神以及视世俗工作为宗教使命的积极人生态度，所有这些构成早期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冲击了新教的上帝观念，但并没有使美国人放弃宗教，而是使他们从“特殊启示”的宗教转向“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实质是“信奉民主的生活方式”[5](p.187-188)。这样，与宗教相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

　　宗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家庭婚姻观。早期美国人的家庭婚姻观与现代美国人大相径庭[6](p.14-15)。对子女的婚姻，父母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期望年轻人早日结婚；婚姻与其说是两情相悦的结合，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抗拒婚姻或独身被指为大逆不道；女性只有从属于男子和家庭，才能获得立身之地；就家庭结构而言，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比比皆是，家庭结构比较紧密；离婚更是被视为离经叛道，不容于宗教观念。

　　新教主张禁欲主义，它对性的压抑显而易见。男女间在公开场合的亲昵举动被视为伤风败俗。在清教主义盛行的新英格兰，夫妇间在公开场合的亲昵行为也在禁忌之列。而性，直到半个世纪前，才成为文明的话题。严格的清规戒律使人们在男女之事方面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轨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即使侥幸未被发现，当事人也不免深感内疚。在性的压抑方面，新教与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维也纳占主导的维多利亚道德观如出一辙。

　　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激烈挑战。活跃在哈佛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全盘否定本土文化，激烈批判传统的清教伦理。“‘新’、‘性’、‘解放’等词汇盛行一时”[6](p.15)。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享乐主义和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culture）”。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青年造反”、“女权运动”、“黑人革命”和“反战示威”等反主流文化事件接踵出现。

　　“青年造反”包括“新左派”和“嬉皮士”两个部分。嬉皮士运动是反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嬉皮士们反对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热衷群居生活；他们蔑视美国文化的物质主义倾向，渴望返朴归真，许多人归隐偏僻的乡村，过上简朴的生活；他们还沉迷麻醉剂，提倡性自由，以此反叛政府和家庭；摇滚乐也是嬉皮士的反抗武器，他们以此宣泄愤世嫉俗的情绪，宣扬离经叛道的主张，表达对主流价值观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新左派”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统治”，但也不反对麻醉剂和性自由[7](p.27-31)。

　　“性解放”是“青年造反”的重要遗产，“反主流文化”平息之后，性解放思潮和性解放运动却不断泛滥。这一思潮和运动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助长了五十年代就已出现的享乐主义。在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热烈追求性快乐，抛弃了许多性禁忌，消除了性压抑；其二，不顾一切地追求性快乐，完全抛弃道德对性的约束，严重破坏了家庭结构，导致离婚率直线上升。

　　六十年代，欧美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的情人西蒙·波娃发表了《第二性》一书，响亮地喊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口号，主张妇女要和男子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成为社会的人来实现自己的解放[8]。此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和事业中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9]。六十年代，在其他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妇女也走向造反的行列，她们从性、婚姻和女权这几个方面挑战传统价值观[10](p.72)。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1971年和1972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妇女的平等权利”；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怀孕，此权利受宪法有关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在美国堕胎合法化；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踏上就业之路；许多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但这一运动也有一些消极后果：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提出“性解放”和“同性恋自由”的口号，这导致婚外、非婚性关系泛滥，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导致出现大量单亲家庭。 前面已经谈到，殖民时期，美国存在许多传统大家庭，家庭结构牢固，成员间关系密切。这样的家庭适应拓荒生活和农牧业生产。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传统大家庭开始解体，逐渐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妇女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工作机会。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这样，联系家庭成员的纽带越来越松散，个人的独立性日趋增强，但也使家庭情感关系趋于淡化。

　　在工业化、都市化及后工作业化浪潮的次第冲击下，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越来越脆弱，反主流文化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家庭。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8年，美国的离婚率增加了三倍多，从1958年的36万8千宗跃升到1978年的113万宗[11](p.496)。这么高的离婚率导致大量核心家庭解体，出现大量单亲家庭。1960年，18岁以下、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占9%，到1986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5%。早期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家庭结构和禁欲主义，同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十分相似。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社会文化有了巨大的变化。同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相比，同早期美国社会相比，现代美国社会已有很大不同。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个人主义泛滥疏远了人际关系，正常人际关系的心理支持作用日趋下降。

　　反主流文化虽然针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一秩序；它也没有抛弃个人主义这一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是赋予其新的、极端的形式，那就是享乐主义。“原先，自私自利的追求，就是用理性追逐利润、积累财富，而现在已变成追求快乐、追求心理生存”[12](p.65)。享乐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感官的快乐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他人无法替代；人只能追求自己的感官快乐，而不可能追求他人的感官快乐。因此，享乐主义必然导致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主义进一步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感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空虚，而这又加剧了人们对他人的心理防范，唯恐私人领域遭到侵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社会处于疏离状态。拉西（Christopher Lash）形象地将人际关系淡漠、紧张的状态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12](p.26)。人际关系的淡漠、紧张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大敌，本身就是心理疾病的根源。

　　拉西认为，享乐主义、人际关系的淡漠容易使人形成自恋的人格：“新型社会需要新型人格，需要新型社会化模式，需要新型经验组织方式。……自恋似乎是应付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紧张、焦虑的最好方式，因此，总体的社会环境使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形成自恋的特质” [12](p.50)。享乐主义、人际关系的淡漠又通过家庭影响个体人格的发展：“这样的环境也改变了家庭，而家庭又塑造潜在的人格结构。为前途而担忧的社会不会十分关注下一代的需要。尤其是无处不在的历史断裂意识……，对家庭具有毁灭性的影响。现代父母尽力使孩子感到受疼爱、被需要，但这并不能掩盖某种潜在的冷淡，……父母总是优先实现自己的愿望” [12](p.50-51)。也就是说，享乐主义、人际关系淡漠，使父母更多地关注自己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孩子需要的满足。而儿童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是导致科赫特所指的自恋神经症的主要原因。

　　其二，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给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在弗洛伊德时代，家庭结构十分牢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相当密切，家庭是社交的中心，父母角色相当分明[13](p.269)；大家庭也十分普遍，中上阶层普遍雇佣仆人，仆人也是家庭成员。而到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核心家庭已经取代几世同堂的扩展型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结构形式。由于离婚率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趋于解体，从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而双亲不全的家庭，不能充分满足儿童的心理需要。此外，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不断发展，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使妇女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士不得不抛家别子、远涉重洋，这客观上导致父母无法及时、有效地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加之雇用保姆的现代家庭也不多，而且经常更换，所以不能有效地弥补父母对孩子关怀的缺失。

　　由此可见，现代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与弗洛伊德时代大不相同。在结构稳定、关系密切的家庭里，孩子容易受到父母情感生活的困扰；而在结构松散、关系疏远的家庭里，孩子容易失去父母的关爱，心理需要容易得不到满足。科赫特这样说明弗洛伊德时代和现代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过去被经验为密切得有危险的环境，今天越来越被经验为疏远得有危险；以前儿童受到父母的情感生活（包括性生活）的过度刺激，而今天的儿童则是受刺激不足；以前的儿童的性行为旨在得到快乐，而今天的儿童为了缓解孤独感、为了填补情感的空虚而寻求色情刺激的效果”[13](P.271)。

　　其三，性解放和享乐主义消除了性禁忌和性压抑，性压抑及其相关的心理冲突不再是导致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

　　在现代美国，乃至在整个西方现代社会，人们的性态度和性行为方式都与弗洛伊德时代有天壤之别。经过反主流文化的洗礼，特别是经过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性态度和性行为日趋开放。享乐主义进一步助长了性自由和性开放。人们公开谈论性关系，公开讨论如何通过性生活获得更多的快乐。媒体也充斥着色情和暴力。文化对性和本能的压抑大大地减弱了。因此，性欲已经不太可能引起强烈的心理冲突。由性压抑引起的结构神经症（是指弗洛伊德所论述的由本能冲突引起的神经症，也称移情神经症）已经失去了社会文化基础，性压抑、性禁忌不再是引起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许多精神分析师发现，前来就症的病人中，歇斯底里症、强迫性神经症等典型结构神经症患者越来越少，而自恋人格障碍患者越来越多。其典型症状是莫名其妙地厌倦生活和工作，对未来丧失信心，疑病和抑郁。 由此可见，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人们的心理和所罹患的心理疾病具有深刻的影响。拉西精辟地说明了这一点：“每个时代都会逐渐发展出特有的病态形式，这些病态形式夸张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潜在性格结构：弗洛伊德时代，歇斯底里和强迫神经症的人格特质将求知欲、工作狂和强烈的性压抑发展到极致，这些人格特质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相联系；（而现代——笔者加）前精神分裂症障碍、边缘障碍或人格障碍，同精神分裂症本身一样，越来越受到关注。‘二战后，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观察到神经症形式的这种变化，并作了描述’。根据Peter L.Giovacchini的说法，‘临床医生不断遇到越来越多的与现行的诊断范围不相吻合的病人’，这些病人没有什么‘明确的症状’，而只有‘模糊不清的抱怨’。” [12](p.41)。前精神分裂症障碍、边缘障碍或人格障碍都属于科赫特所说的自恋人格障碍。

　　科赫特之所以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出精神分析的自身心理学理论，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精神状况的这一重大变化。他明确指出：“精神分析需要自身心理学及其相关技术，因为随着所处的世界发生变化，人类也在发生变化；精神分析需要自身心理学及其相关技术，因为如果精神分析仍然是人类努力理解自己的主要手段，如果精神分析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面对新的资料，面对新的任务，用新的眼光做出反应”[13](P.268)。

　　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会导致人类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科赫特认为，每当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人就会面临新的适应任务。为了生存，某些心理机能必须超负荷运转，并在心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人生的成败，心理适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形成新的适应结构或大大增强已有的结构[13](P.280)。精神分析师应该关注人类心理结构的这一变化，如果漠视这一变化，在遇到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临床问题和技术问题时，就会做出错误的回答[13](P.280)。

　　但是，生活环境与心理障碍之间并不具有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关系密切的家庭环境不一定会导致心理冲突和结构神经症，而结构松散的家庭也不一定会导致自身障碍。

　　科赫特认为，无论是自身障碍，还是结构性神经症，根源都在于父母因本身具有人格障碍而不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但是，使孩子形成结构性神经症的父母和使孩子形成自身障碍的父母，往往具有不同的人格障碍[13](P.273)，也就是说，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容易使孩子形成自身障碍，具有结构性障碍的父母容易使孩子产生结构性神经症。

　　不过，在性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家庭中，具有不同人格障碍的父母对孩子具有不同的影响。科赫特认为，在弗洛伊德时代，家庭结构稳固，家人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具有结构性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比较大，而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比较小。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亲子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因此父母的结构性神经症容易使孩子产生心理冲突；但在这样的家庭里，在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时，祖父、祖母和仆人等其他家庭成员可以替代父母的作用，来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从而部分抵消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与此相反，在现代结构松散、关系疏远的家庭里，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对孩子消极影响比较大，而具有结构性神经症的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比较小。这样的家庭环境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孤独感，一旦父母因自身障碍而不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替代父母来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抵消父母的消极影响，孩子就没有机会缓解孤独感。但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同孩子发生冲突的机会比较少，因而其结构性神经症对孩子的消极影响也就小得多[13](P.271-280)。科赫特认为，这就是自恋障碍越来越多，而结构性神经症越来越少的原因[13](P.278)。

　　正是由于结构性神经症越来越少，自身障碍越来越多，精神分析才从研究心理冲突，特别是从研究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心理冲突，逐渐转向研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心理冲突，精神分析已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对自身的发展、变化，精神分析的研究尚未深入。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系统阐述了结构性冲突和结构性神经症，即驱力、防御驱力的动力机制、无意识、三分人格结构（伊底、自我和超我）、对象精力发泄和自居等，但并不能恰当地解释、说明自身障碍，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系统解释核心自身、自身的成份、自身——自身对象关系、变形性内化和自身的分裂。而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

　　杜·舒尔兹说：“甚至最伟大的思想（或者特别伟大的思想）往往受到所谓Zeitgeist——时代精神或者文化气氛——的约束”[2](P.12)，“伟大人物‘生长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是历史事件的象征与产物，也是历史的代表与声音；如果没有某种要求新反应的情境，他的新思想就会不合时宜和无法实行’”[2](P.15)。这两句话，也适用于科赫特及其创立的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理论。